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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锡爵抬起头，发现三个人的目光都落在他脸上，在等他的反应。
他先问了一个问题。
“这些消息哪来的？总不能是邸报上的吧？”
钱同文是三个人里最严谨的，他已经查过了。
“永寿宫那一段，邸报上确实有。”
“嘉靖二十一年八月，永寿宫建成，册子里写的规制、工期、用银数目，跟邸报上完全一致。三十万两，一个字都不差。”
“庚戌之变那段呢？”
“俺答入寇的日期、皇帝登城楼的日期、开城门放难民的日期……都是邸报上的原文。”
“杨继盛案？”
“日期对。刑部会审的公告也对。皇帝批的依律也对。”
钱同文说到最后，声音越来越低。
“如果全都是真的……”
李三才忽然站了起来，声音压不住地往上翻：
“如果都是邸报上的东西，那它有什么可怕的？”
“可怕就可怕在它全是邸报上的东西！”
赵用贤终于忍不住了，他拿起桌上那本册子，翻到一页，手指点在上面……
“你看这段，写的是嘉靖三十七年……上谕户部清查天下逋赋，户部奏报，共追回历年积欠折色银一百四十万两。”
“然后呢？这段就写到这里。下一段是嘉靖三十八年……上命重修太庙。”
他把册子往桌上一拍。
“追回的一百四十万两银子去哪了？重修太庙花了多少钱？这两个数字之间有没有关系？”
“册子里一个字没写。但你把这两段挨在一起看……”
他没有说结论。
结论已经在每个人的眼睛里了。
王锡爵忽然站了起来。
这个动作让其他三个人同时闭了嘴。
因为王锡爵从来不在讨论问题的时候站起来，他坐着的时候比站着更有压迫感。
他走到桌前，拿起钱同文在公示牌旁边捡到的那一本，和自己手里这本并排放在一起。
“你们看。”
他指着两本册子上的字。
“笔迹不一样。”
三个人凑过来。
确实不一样。
王锡爵手里那本的字偏扁，横画收笔处有一个细微的上挑，是练过的。
钱同文那本的字偏瘦长，捺笔收得很干，像是常年抄公文的书吏。
“至少有两个人在抄。”王锡爵说。
“不止。”
赵用贤把自己那本也摊开：
“这本的字更圆，起笔很轻，像是苏州那边的写法。”
三本，三种笔迹，同一种编排方式。
正房里陷入了一种沉闷的、压抑的沉默。
在场的人都是贡士，都是能从三千份墨卷中杀出来的聪明人。
聪明人不需要把所有话都说透。
三种笔迹意味着至少有三个人在抄这本册子。
三本册子分别出现在茶馆、公示牌、贡院照壁……意味着它们不是偶然丢失的，是被人故意遗落的。
为什么用三种笔迹？
因为不同的字迹无法追溯到同一个人，追查起来无从下手。
为什么放在茶馆和公示牌？
因为茶馆里有举子，公示牌前有官员，贡院照壁前有来自天下各地的读书人。
这三个地方是北京城里消息传得最快的地方。
一传十，十传百。
到了明天早上，会有至少三百个人在谈论这本书。
“元驭兄。”
李三才把声音压到了几乎是耳语的程度：
“写这本书的人，他到底想干什么？“
王锡爵没有直接回答。
“这个人算好了时间。”
“这本册子是在殿试前出现的。三千举人还在北京，所有人都还在。”
“每一家客栈里都住着举子，每一个茶馆里都在讨论策论的命题方向。”
“这本书在这个时候出现……到明天中午，讨论它的人会比讨论殿试的人还多。”
“这是要干什么？”
李三才的声音有点发紧。
没有人回答。
隔了很久，王锡爵才开口，声音轻得像是说给自己听的：
“这是要告诉大家一件事。”
“什么事？”
“有些事情，不是没有人知道。”
烛火跳了一下。
钱同文忽然站起来，走到门口，把门推开了半寸，往院子里看了看。
他关上门，转过身，背靠着门板：
“写这本书的人……他做好了掉脑袋的准备？”
赵用贤说了一句更让人发凉的话：
“他不用掉脑袋。这本书里没有一个字是他自己说的。全部出自邸报。”
“你拿这本册子到大理寺去告他，告他什么？告他把邸报上的话抄了一遍？”
“邸报本来就是公开的文书，任何人都可以抄。”
“这个人还是个用留白的高手。”
王锡爵把册子放下：
“他知道读书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忍不住要推导。给你一个开头，你自己会补出结尾。给你一个原因，你自己会推结果。”
“他说七分，你主动补了三分。到最后你比他还激动，因为你以为是你自己发现了真相。”
“他的确什么都没说。但比什么都说了还可怕。”
李三才坐在椅子上，双手撑着膝盖，像是在消化什么沉重的东西。
“元驭兄，你说这本册子要是让严府的人看到了……”
“他们已经看到了。”
“你怎么知道？“
“因为这本书出现在茶馆里的时间，跟你捡到它的时间，中间只隔了几个时辰。”
“这么短的时间，能同时覆盖茶馆、公示牌和贡院照壁三个地点，说明不是一个人放的。你们捡到它的时候，别的地方已经有人在读了。”
“你们有没有想过，这本册子不止三本？”
没有人回答。
但每个人都在想同一件事。
如果不止三本。
如果是三十本。
如果三十本分别放在三十家不同的客栈、茶馆、公示牌、部院衙门。
那今天晚上，会有多少人读完这本书之后一夜睡不着觉？
……
崇文门外，一条没有名字的死胡同里，有一间没有招牌的小屋。
小屋的窗户被厚厚的蓝布帘子遮得严严实实。
从外面看，屋里漆黑一片，像是没人住。
沈默坐在桌前。
桌上有三样东西，一杯凉透了的茶，一叠裁好的竹纸，一支写秃了的小楷笔。
他把最后一张纸放在面前，蘸了墨，开始写最后一段。
“嘉靖四十年……上命各府州县设立常平仓，以备凶荒。”
他写完了最后一个字，把笔搁在砚台上。
然后他开始翻。
从头到尾，逐页翻。
这本册子的内容他已经能背下来了。
上面关于嘉靖元年以来的每一年，每一年里发生的每一件可以公开查证的事，他都筛选过。
每一件的筛选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能在邸报上找到原文。
水是滴水不漏的，每一滴水都是真水。
但把这些水滴排列起来，滴水落地的声音会组成一个名字。
不，不是他的名字，是读这本书的人自己心里生出来的名字。
这个手法他在前世见过。
有一些是他课程里拆解过的，有一些是他从现代媒体和信息战中悟出来的。
放在四百年后，这叫作事实性报道……不发表评论，只陈述事实。
但陈述哪些事实、怎么排列、在哪一个节点上停顿……这些本身就是评论。
只是没有人能把这个评论归到作者头上。
因为作者从头到尾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抄邸报。
他把册子翻完，确认每一页的墨迹都已经干透，然后从抽屉里取出一块油布，把册子包好，用麻绳扎紧。
抽屉里还有另外三本，笔迹各不相同。
四本，再加上已经散出去的那几本，足够在北京城发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