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作为环境构成的木船船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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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总经理算的另一笔账，牵涉到与木船船户和船工的关系。他写道：
    川江运食盐出川，过去一直由木船装载，转运到宜昌、沙市。我们为了贪图更多的运输业务，曾与当时军阀官僚联系勾结，破例地将运出川外的食盐交由福源轮（引者注：聚福洋行的轮船之一）装运，当即引起木船船户、船工大为不满，认为‘抢夺了他们的生意和饭碗。’因此，满载食盐的福源轮在南岸玄坛码头正待启航时，即被聚集起来的几百木船船户、船工阻止，不许开航，发生冲突，并上船捣毁轮船锅炉，杀死三领江颜永林。事件发生后，法国兵船立刻开来‘保护’，驱散聚集的船工和群众，后又护送福源轮开驶到上海修理。善后事务，则由法方向外交部提出交涉处理。
    在清末民初，这个故事是很有代表性的。中国各地的木船船帮，面对强大快捷的轮船，发动了一场又一场殊死搏斗。
    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观点看来，轮船是应该赞美的。轮船挤垮木船，这是很正当甚至很正义的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结果，便是技术进步，社会发展，消费者受益。这套逻辑当然不错，不过，必须有一张社会保障的安全网拦着，才能保证市场竞争的逻辑不被生存竞争的逻辑挤垮。中国官府没有少收费，却没有编织这张网。
    1824年，清政府试行将运河漕运改为海运，漕帮水手陆续失业。1853年，太平军定都南京，南北运河漕运全部停止，四千艘漕船的水手、纤夫、脚夫彻底失业。在没有安全网的社会里，这些人干什么去了？他们中的大多数当了盐枭或土匪，另有一部分加入太平军，稍后又有部分盐枭和土匪转入捻军，还有一些加入了镇压太平军的湘军。
    1886年，运河漕运重开。1901年，由于轮船和火车的兴起，漕运最后停止。失去饭碗的六大漕帮又干什么去了？他们流入江湖，赌博贩毒，走私敲诈，组成了强大的黑社会——清帮。[129]
    《经世文续编》卷四一概括说：“自咸丰初年，河徙漕停，粤氛猖獗，无业游民，听其遣散，结党成群，谋生无术，势不得不流为为贼捻。”[130]所谓“势不得不……”，这种逻辑，就是以生命搏取生存资源的逻辑，即生存竞争的逻辑。这是比市场经济逻辑更硬更原始的逻辑。
    上述历史事实，都发生在一代人的生命周期内，甚至就发生在眼前，真所谓“殷鉴不远”。对社会和官府来说，到底是救济一个失业者合算呢，还是逼人为匪抢劫谋生合算呢？答案是明摆着的。在实际操作中，清朝官员也采取了减少失业的政策，但是他们的办法更加省事，只消画一个圈，批几个字，驳回轮船的运营申请，不许他们“与小民争利”。这是不给救济给政策的老办法。问题在于，中国官府给出的政策压缩了船商的权利，而按照欧美国家的规矩，船商的权利必须得到不折不扣的保护。两相冲突，到底谁说了算？
    所有规则的设立，说到底，都遵循一条根本规则：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这是一条“元规则”，决定规则的规则。清政府打不过洋人，只好由洋人说了算，让轮船抢木船的饭碗。而木船船帮又打不过官府，要不来救济，只好向轮船开战。
    中国船帮自有一套打码头的传统，一套争夺饭碗的码头规矩。饭碗属于暴力竞争的胜利者。面对轮船，他们照例开打，砸锅炉，杀领水员，把官府不管的民事纠纷闹成刑事案件甚至人命大案。根据老经验，豁出偿命大闹一场之后，竞争对手在船帮打砸和官司敲诈的两面夹攻下，自然得不偿失，知难而退。本帮的偿命者，可以采用抽签抓阄之类的办法事先安排好，一条命换来众人的饭碗和生计，风险和收益不难计算。奈何世道变了，这套老办法引来了法国的兵舰和外交官的交涉。对手身后有一个和中国官府完全不同的政府。
    黄总经理的叙述比较简略，没有交代这个事件的处理经过和结局，但我们可以在1924年四川万县发生的同类事件中看到常规。
    杜之祥在《1924年万县事件》[131]中写道：
    1924年6月19日下午，英商太古洋行的‘万流’轮驶至万县城对岸的陈家坝停泊，那里存放有英商安利英洋行的大批桐油待运。……安利英洋行的这批桐油，本已由万县的川楚船帮承揽，全部用木船装载从万县运出川，但当‘万流’轮一靠岸，安利英洋行的大班美国人郝莱立即出现在陈家坝码头，突然向中国船夫宣称：该洋行存放在陈家坝待运之桐油，全部改由‘万流’轮装运。洋船又要抢中国船夫的饭碗！这犹如一声晴天霹雳，在广大船夫中引起很大骚动。川楚船帮会首向必魁等代表广大船工出面与郝莱交涉，提出在川楚船帮未承揽到其他货物装运时，要求这批桐油仍由该帮木船装运，以维持广大船工生计。郝莱拒不接受。……
    船工眼看饭碗将被打破，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有的便上前阻拦运油力夫，郝莱赶来，竟蛮不讲理，抡起手杖毒打，不少船夫被打伤，有的甚至被打得鲜血直流。……愤怒之下，有的拿起桨脚向郝莱还击，有的要拉他滚水，被郝莱强迫运油的力夫，搁下肩上的桐油，也来参加反帝的斗争。郝莱见触犯了众怒，十分惊惶，想逃之夭夭，愤怒的船工和力夫，不准他逃窜，双方又发生殴斗，慌乱中郝莱失足落水，由于他不识水性，以至自取灭亡，丢掉了老命。
    事情发生后，英方不但不察当时起事的实情，相反，迁怒于我国船户，驻泊万县一英国军舰，立即将大炮对准城市示威，胁迫万县知事及当地军警，要求斩首船帮会首，以抵偿郝莱溺毙之命。如不能捕获并斩首船帮会首，那就要处决船帮所属的两个船夫，用两个中国无辜的生命，去抵偿一个白种人的命。同时，还提出郝莱下葬时，地方当局必须亲自送葬以表示敬意，还要附送抚恤款给郝莱的家属。并限定两天以内履行这些条件，若不能完全照办，英舰长槐提洪宣称：军舰的大炮就要对准城市轰击。与此同时，英政府向我国北洋政府提出抗议。一贯媚外丧权的北洋政府，便饬令四川善后督办署严惩‘凶手’。英国政府并派其驻渝领事来万县督办此案。当时四川军阀对英领事百依百顺，不顾人民大众的坚决反对，竟于6月22日，将川楚船帮船夫向国源崔帮兴等二人，无辜杀害在陈家坝河边，……而英军舰舰长槐提洪，因这次施行炮舰政策压迫中国人民有功，得到了一枚勋章。
    尽管大打一场，经过几个月的过渡之后，桐油运输的饭碗还是由市场规则分配了。熊登洲在《万县港木船运输的演变及发展》[132]中写道：“当年（1924年），经万县知事衙门裁定，上水棉布、海带，下水油、盐、糖、纸，均由木船承运。不久，知事衙门又规定，四月初一起由轮船装运，十月初一起由木船装运。以后，由于轮船运输较木船运输具有快速、安全和价廉的优点，加之轮船增设了油柜，取得了装运散舱桐油的优势，又1925年万县知事张某，会同城防司令刘某致函海关，今后不再加限制，是装木船还是装轮船，听凭货主自便。”
    如果说，在船商与军阀土匪和贪官污吏的关系方面，洋旗所保护的只是中国法律承诺的国民待遇，那么，在轮船与木船的关系方面，洋旗所支撑的就是欧美国家的公民待遇，超出了中国臣民待遇的待遇。这种伴随着技术优势的公民待遇，为轮船带来了额外的业务和利润，真所谓锦上添花。而从中国船帮的角度看来，这种超出惯例的保护不大公平，洋旗很有特权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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