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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不谈政治，单说村民对自身利益的认识。倘若他们果真如曹先生所说，只知道自己的眼前利益，看不到长远利益，更看不到在长远利益基础上形成的各农户间的共同利益，因此不能建立超家庭的合作组织，那么，这些村民确实就需要开导，需要教育，因为他们确实目光短浅。
但我以为，用农民目光短浅来解释水渠的破坏，这是肤浅的解释，是想当然的解释。废弃的水渠所体现的不是农民的愚昧，而是他们的明智。
从总量上看，小靳庄已经流失的财富价值高达五六十万人民币，这确实是一个大数。但是分摊到每户村民头上呢？我们可以根据作者提供的数字算出，由于浇不上水，每户村民每年少收入七八百元人民币，四五年下来，总计损失三千多元人民币。假如我们生活在这个村子里，假如我们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假如我们目光远大，看清楚了过去的损失和未来的损失，并且不想承受更大的损失，我们应该如何行事呢？
我将计算得失。如果付出千八百元的代价可以解决问题，我就会开始努力。如果付出万八千元的代价才能解决问题，或者，还不一定解决问题，我就会抛弃这个念头。这么做不大合算。即使把子孙后代的利益拉进来，合算了，我也没有那么多钱。
村民的思维方式和我是一样的，他们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出来了，作者也记下来了，奈何没有真听进去。
我们先看看干成这件事情的总成本是多少，董园村的例子就在前边摆着。
董园的村支书当时39岁，高中毕业，当过村会计，很会算帐。他的大弟弟是兰考县财办主任，二弟是驻马店某农场的司法员，三弟是兰考县政府秘书办主任，四弟在乡财政办任职，姐夫在兰考县工商稽查大队任职。用董支书的话说：“我们在县、乡政府，在财税、司法、工商部门都有人。”在寻常百姓的理解里，以上各条意味着董支书不仅聪明，还有能力动用政府资源，给他人提供好处或者造成伤害。
董支书1986年就当了村会计，1990年又当了村支书，所以有长期培养出来的村级全局眼光。他说：
本村地少人多，靠天吃饭，最好的年成，平均亩产不过四五百斤。为彻底解决村民的温饱问题，并能腾出一部分土地来发展高效农业，首先必须提高单产。要提高单产，必须修水利，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在我们村东数百米处，有一条黄河古道，常年有水。若开一条河引水至村边，再建一引水站，便能实行引黄自流灌溉。1988年，村委由我负责实施这一计划。这一计划的实施，主要有两大困难，一是说服县水利局投资30万，二是说服邻里的乡村、农户让我们在他们的土地上挖河引水。
因为我在县里有亲戚，说服县水利局来此考察还是比较容易的。但在县水利局资金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投给我们30万，可不是件容易的事。1988年冬，县水利局派人来考察，跑到黄河故道一看，河水太浅，认为开了河也无水可提，说我这个计划行不通。我当时不顾一切跑进冰冷的河心，双脚跪下，河水及胸。水利局的同志或被我的诚意所感动，或以为黄河故道在冬季也有一两米的水位，终于当场同意拨款。
困难的事情还在后头。因为我们与邻县分属两个省，加之分田单干，土地全分到各农户，要动用邻省、邻县、邻乡的土地本来就很难，何况得占用农户的承包地。我公私兼顾，到曹县水利局，邻乡水利站找负责人谈，又通过亲戚朋友找沿途的农户谈。往返百余次，终于打通了各种公私关系，总耗费3.5万。（这笔钱是向村民集资的，他们信任我。）
1989年，我们挖成一条数百米的河渠，建成一座引水站，一条百余米的地上干渠。全村数百亩土地实现自流灌溉。自1990年以来，我村的小麦亩产均保持在七八百斤以上，玉米、棉花的亩产也得到大幅度提高。[186]
我们看到了做成一件事有多么困难。董支书认为最难的两条，一是向水利局要30万元，一是说服占用土地的农户。
前一件事情，连带着“县里有人”这个特殊因素，可遇不可求。假如没有这个特殊因素，我们可以很有道理地推测，这30万不会到手，水利工程也不会开工。即使有了这个特殊因素，我们还看到了冬天跑进河心，在冰冷的水里跪下这种机智勇敢的英雄般的行为，还看到了水利局干部被这种英雄般的行为打动了。显然，生为英雄和欣赏英雄，也是可遇不可求的特殊因素。假如没有这个因素，我们同样有理由推测，这件事不会办成。这就是说，如果我们生活在董园村，如果我们是平民，没有县里的关系，也没有英雄般的气质，我们是不会考虑水渠问题的，愿意付出这种代价也没用，我们根本就没有这种特殊资源。
小靳庄村不用这么麻烦。但是，董园那30万也不能白白让你用，董园人付出的代价总要由你分担一部分。这样一来，县水利局投入的30万就变成了小靳庄的谈判代表的麻烦。这个麻烦又会转化为在小靳庄村收水利费的麻烦。一亩给人家五十斤，说来容易，做起来是需要交易成本的。董园的人可能要价一百斤。小靳庄村的人可能连三十斤都嫌多。即使五十斤谈了下来，也一定有人不肯交这笔钱，一定有人不交钱还要偷水抢水。全村132户人家，如何摆平这种收费的事情？这笔谈判费用价值多少？谁来支付这笔费用？理想的方式当然是全村分摊，但这又需要谈判，需要召集会议。即使我们有很大的本事，这种谈判也没有必胜的把握，因此组织谈判和召集会议的努力很可能白搭进去，那么，这笔启动费用，这许多麻烦，又由谁来支付？
还不仅仅是钱和麻烦的问题。我们城里人多数都有单位生活经验。在一个五六百人的单位里，或者以户为单位计算，在一个一百三十多人的单位里，某个普通群众要召开一次全体大会，讨论集资办一件大事，办一件应该由现任领导班子负责的大事，这个会开得起来开不起来？就算开得起来，你敢开不敢出面召集？你的领导会怎么看你，怎么对待你？就算你有勇有谋，这个会也开成了，集资也集来了，协议也通过了，要执行这个协议，落实这个协议，也一定需要一个固定组织。这个组织的功能与本单位领导班子的功能高度重合，这样的组织能不能合法存在？
我得老实承认，我不会去召开这样的大会。我认为这个大会只能招来一群看热闹的旁观者，不会有多少会议的正式参加者。即使参加者很多，我也有这个能力，我依然不会挑这种事。这是对现任领导班子的赤裸裸的宣战，这是挑战现政权，这是另立中央。倒找我一两万我也不会干，更何况还要我掏钱。总之，和小靳庄的村民一样，我连想都不会想。我认为这是明智，不是愚昧。
关于这套计算，小靳庄村民的表达方式是这样的：“商量？不中。俺村的干部不行，他们不去说，叫我们怎么办？”设身处地替他们想想，就会明白他们说得千真万确。他们就是没办法。反过来，替干部想一想，麻烦如此之多，他们不肯自找麻烦也是明智的。干部一家也不过五六亩地，并不是大地主，修好了水利设施自己并不能多受益，不修也不过承担每年七八百元的损失。有了时间和精力，到哪里找不来这七八百元？这套麻烦可以被七八百元抹平吗？不去自找麻烦，村民又能把他怎么样呢？
我们继续算帐。假如一切顺利，每亩五十斤小麦换来了渠道使用权，内部收费机制也达成了协议，收费本身的费用也分摊好了，下边就会遇到董园村支书遭遇的第二个问题。他要说服农户们允许渠道占用自己的承包田。由于涉及外省外县外乡，这件事情只能谈判，不能弄权。董书记说此事最难，往返百余次，耗资三万五。
渠道系统分为干渠、支渠、斗渠、农渠、毛渠，共五层。干渠的占地问题解决了，毛渠在自己家的地里，不用解决，支渠斗渠的占地问题却不能不谈判。没有权威组织，只能讨价还价，这132户人家的谈判又是一件令人望而生畏的事情。说来幸运，我在插队的时候当过两年生产队长，为了水渠问题和社员打过三次架，其中还有一次达到了“肢体冲突”的水平，因此有胆量断言：每个村都有别扭人，别说132户，就是32户里也不缺这样的人，他就要拿你一把，多捞一把，单靠谈判，靠利益引诱，却没有合法伤害别人的权力，事情简直就没有办成的希望。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两个人闹别扭的问题，他们要搭便车，要占大家的便宜，而希望如此占便宜的人在任何地方都不会缺乏。没有强制力做后盾的合作本来就是非常脆弱的，哪里经得住这种对公平感撕扯？镇不住这种撕扯，如何对付接踵而来的攀比？有没有人愿意冒着打架的风险，为了减少三五千元的损失，去做这种往返百余次，花费若干万的事情？
即使这一关也顺利通过了，最后一个问题是：这条千辛万苦开通的渠道可以顺利运行下去吗？陪同曹先生的村民老李认为不行。他说：“即使我们出钱买水，他们会在那边放闸偷水，你有什么办法？”曹说：“放水时，可派人看守啊。整条河渠才几百米，派一个人就解决了。”老李说：“那也不行。他们会说，你们的水经过我们的土地，我用你一点水，还要计较吗？”
我不知道这番话是不是可以说服曹锦清先生，也不知道这番话对他意味着什么。不过，老李这番话唤起了我的好几个回忆，这番话是可以直达我的心底的。我甚至可以接着他把这个故事讲下去：派去看守渠道的人遇到了扒水的，又是外村的，而守渠道的人并不代表任何权力机构，你制止他，他反驳你，动口之后呢？你有什么好办法？任凭你说破大天，最后的办法只有一个：动手。你扒，我堵，你推，我挡，跌跌撞撞之中，事情就闹大了。试想，作为一个巡渠的，这里又有我多少水？我愿意闹出深仇大恨吗？可是扒水的那一方比较愿意闹，因为他扒出去的水，百分之百是他的。仅看这一笔账，胜负就可以预测了。
去年我回当年插队的地方，听老乡给我讲了一个故事。那老乡集资开了一个采石场，修了路，买了车，投入了将近二十万元，好不容易开工了。这时，承包田边有道路通过的一家人忽然发难，派了个老太太躺到路中间，挡住车辆，要求补偿。补多少？采石场一年大概能赚十万，他要八万。这边不肯，少了也不肯，怕先例一开，招来更多的老太太。于是开始讲理，先在村里讲，再到乡里讲，最后到县里打官司。司法介入的成本之高昂，解决问题的时间之漫长，大家都是知道的。最严重的是，当我那位老乡胜诉之后，老太太依然躺在路上，法院判了也是白判。这是我们都很熟悉的执行难。走投无路之下，他用的办法就带点黑色了。
我的意思是：讲理不行，法院不灵，为了几百元收入又不肯动武，不肯玩黑的，这条渠道的前途便很不乐观。过五关斩六将还要面对一条不乐观的渠道，还有谁肯去挑这个头呢？这时候，当事人就会安于现状，甚至可以找出自我安慰的理由。这种心理，便是老李所表达的：“反正全村都浇不上水，靠天吃饭，大家都没有话说。”在互相搭便车、集体磨洋工的时代，这是人民公社社员非常熟悉的心态。
在那条废弃的渠道下边，就埋藏着这许多利害计算。因为账算不通，渠道才不通。把问题拉到中国农民的天然弱点的高度，拉到东西方文化对比的高度，其实大可不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