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补说元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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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规则”这个词，我在杰弗里·布伦南和詹姆斯·M·布坎南的《规则之理：宪政经济学》中初次看到[1]，英文原文是“meta-rules”，用以称呼那些决定或选择规则的规则，位于更高和更抽象层次的规则。这种区分，让我感觉眼睛一亮。
    我家最厚的英文工具书是《英汉辞海》，里边查不到这个词。大概杜撰不久，尚未流行。根据前缀meta-的通常译法，这个词可以译为“元规则”。元是初始、首要和根本的意思。
    元规则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在《规则之理》第七章中，布伦南和布坎南先生谈到了正义性，谈到了同意的广度和强度，还谈到了多数原则。作为生活在民主宪政国家的公民，他们这么说当然不错，但在我这个遥远的读者看来，却句句别扭，满心抵触，闹得几乎读不下去。中国历史清晰而强悍地告诉我：事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他们不对。他们的说法，只有加上苛刻的限制条件之后才是对的。
    我留心看过《大明律》的制订过程，也留意过明朝初年更高级别的法规《大诰》如何制订，如何实施，如何失而复行，又如何架空撤消。制订《大明律》的时候，几个大儒参照唐朝的法律，一条一条地修订，一条一条地草拟，朱元璋又一条一条地品评，修改，改了又改，最后立为天下法。但是皇帝本人并不遵行，另外编撰了一套个人色彩浓重的严刑苛法《大诰》。朱元璋死后，他的孙子即位，放弃了《大诰》，随后被自己的叔叔打败，夺了帝位。新皇帝上台，又恢复了《大诰》。在这些来回折腾中，决定和选择法规的规则变得十分清晰，那就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在晚清的频繁变法中，这条元规则再次清晰地显露出来：暴力竞争的胜利者说了算，无论胜利者是洋人还是女人。
    那么，正义在什么地方呢？多数同意又在什么地方呢？是不是可以说，正义就在草拟法规的大儒的心里，就在审定法规草案的皇帝的心里？皇帝得了天下，意味着他得到了多数人的拥护，而多数人所以拥护他，又因为他代表了正义？
    这种回答拐了个弯，已经不是针对规则制订所遵循的规则和程序了。而且，拐弯后的答案依然成问题。成吉思汗的铁骑践踏了欧亚大陆，生杀予夺，随心所欲，只是因为他掌握了最强的暴力，与常规意义上的正义和同意并不搭界。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到处立法，充分体现了人类历史上的元规则：暴力竞争的胜利者说了算。
    更进一步说，什么叫正义？正义又是如何决定的？儒家教义被赋予宣示正义的正统地位，这本身也是暴力最强者的选择。
    打下江山之后，朱元璋曾经审查儒家经典，他读到孟子的一句话：“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句话强调了社会关系中正义的交互性，并无不妥。但是，朱元璋正是一个“视臣如土芥”的君主，他怒道：“这老儿要是活到今天，非严办不可！”朱元璋下令撤消孟子在孔庙中的配享资格，同时下令，有为此而谏者，以大不敬论。[2]后来，皇帝又命令儒臣重编《孟子》，删去85条，被删除的都是一些强调民比君更重要的文字。明朝科举考试，用的就是删改后的《孟子节文》。
    再往远说，在中华帝国的源头处，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体现了暴力最强者对正义观念的选择权。细读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他劝皇帝独尊儒术的基本逻辑，就是强调儒术合乎皇家的根本利益，如此选择对皇帝有利，对天下有利，不如此将重蹈秦朝的覆辙，等等。
    即使汉武帝做出了独尊儒术的决定，在实际操作中，他的孙子汉宣帝也非常明白地训诫自己的儿子：“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依然把儒家的王道当作次要的统治手段和装饰，并不全心服从。[3]
    或许根本不必寻找历史证据。简单的逻辑可以告诉我们，在发生争执的时候，如果在肉体上消灭对手很合算，那么，只要拔出刀来，问对手想死想活，任何争执都不难解决，任何意见都不难统一。暴力可以压倒所有规则，反之则不然。
    这种逻辑所蕴涵的更一般的道理是：在挑选规则的时候，拥有让对手得不偿失的伤害能力的一方，拥有否决权。死亡是最彻底的损失，所以，暴力最强者拥有最高否决权。
    总之，逻辑和历史经验共同告诉我们：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这是决定各种规则的元规则。暴力最强者的选择，体现了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而不是对正义的追求。暴力最强者甚至可以选择并修改正义观念本身。当然，平民并非不重要。在长时段上，平民的选择和对策，从热烈拥护到俯首帖耳到怠工偷懒到揭竿而起，可以决定暴力竞争胜利者的选择的成本和收益，决定选择者的兴亡荣辱，从而间接地影响统治者对法规的选择，间接地影响正义观念和统治者对正义观念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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