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身份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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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招待所所长不是说着玩的，需要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这些东西从何而来？
    先说时间。海瑞在私人信件中说，今人身居官位，舍弃职分之内的事不做，日日奔走迎送那些过客[70]。在《被论自陈不职疏》中，海瑞直接向皇上报告说，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路当冲要，府县官每日以迎送过客为事。小民有了冤屈，虽然也想替他们分理，却“日无暇时，往往弃置不理。”结果案子大量积压。
    可见，县官用来伺候过客的时间，是从百姓那里挖来的。从《后汉书》首创“百官志”描述官员职责，到《明史·职官志》，县令的钦定任务只有两方面。在与上级官府的关系方面，主要是缴纳赋税，输送人才。在与百姓关系方面，则是从汉朝就确定的老四项：一、宣传倡导道德法令，二、维持社会治安，三、养老扶贫，四、听讼断狱。
    这就是说，一千多年来，县官并无接待过客的任务。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有如此多的工作时间用得不明不白，非公非私。无以名之，姑且称之为“灰色时段”。
    再说金钱。海瑞说，淳安县支应过往、支应上司、支应本县各项用度，从前每丁出银少则三两，多则四两。本职到任以来，每丁只征银二钱五分，大约每年征银九百两上下。其中县里的用度少，支应过往和上司的用度多。如果上司怜悯百姓穷困，不拿穷人接济富人，留意节省，每丁征收二分五厘银子也就足够了，奈何并无留意之人。我身当一县之任，上不能请领导裁减长夫贺礼，中不能严格执法削减接待费用，不能不继续征收那二钱五分银子，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尽到父母官的责任。[71]
    海瑞给出了三条标准：过去每丁征收三四两银子，现在每丁征收二钱五分银子，理想状态是每丁征收二分五厘银子。淳安县的丁额[72]在3700——4000上下波动，以3700丁计算，海瑞上任后每年征收925两，过去竟要征收12950两，而理想的数字只需要92.5两，高低之间相差140倍。这三条标准中的哪一条算是正当的？
    假如我为你看家护院，每天领10元工资，月薪三百，按照现在保安每月850元，私人贴身保镖每月3000元的行情，三百元是少要了，这可以说是亲戚关系。如果增加十倍，月薪三千元，也在公平交易的范围之内。如果增加140倍呢？每天1400元，月薪四万二千？这时候就很有理由怀疑，我究竟是看家护院的，还是打家劫舍的？如果是打家劫舍的，那么，又从哪一点开始，我从一个保安转变成一个强盗呢？从月薪四千？五千？一万？
    如果把海瑞上任后征收的银两作为正当标准的边界，从前每年征收的12950两银子，只有925两是应该的，其余12025两都属于不义之财，不义的分额约占93%，正当的分额不过7%，实际征收额竟然是正当征收额的14倍。这一大笔不义之财，主要部分用于支应过客和孝敬上司了。孝敬上司的那部分，又有一大笔转为上级政府支应过客的费用。那么，瓜分这笔不义之财的过客集团又应该叫什么呢？不义集团？分赃集团？黑帮集团？同样，搜刮并参与瓜分这笔不义之财的知府和知县又应该叫什么呢？仅仅是招待所所长吗？是否应该算黑帮分子？
    我有点意外之感。为了追究和定义一种身份，又拉出来一笔没有正面命名的巨额费用，牵扯出一个不知如何称呼的“过客”集团。为了一个确切的命名，扯出来两个需要命名的东西。
    仔细分辨起来，海瑞的前任多征的一万多两银子，虽然违反了中央规定，虽然有点黑，却不是独吞的赃款，也不是纯粹的不义之财。依据“非义之义、非礼之礼”的潜规则标准，这笔银子符合官吏集团内部的“义”，得到了合乎潜规则的分配。因此，这笔钱不是“黑钱”，而是“灰钱”。于是，搜刮和瓜分这笔灰钱的人也不应该被打成黑帮，只能算“灰帮”。[73]
    倘若以灰色税费在全部徭役中的比例计算县官的灰度，那么，海瑞在淳安的前任知县们，作为灰帮分子的成色达到93%，作为知县的成色不足7%。不足7%并不意味着接近7%，我估计，其实际成色还要打个对折，折到3.5%上下——我们需要折掉“灰色时段”。
    假如我们雇了一位公仆，每天八小时的上班时间，他用三四个小时陪过路的公仆喝酒打麻将，工资一分不少拿，该他打扫的垃圾却堆积如山，这位先生的公仆成色有多少呢？打个对折似乎并不苛刻。在打对折的时候，我们毕竟承认公仆做了一些公益方面的事。如果算得苛刻一些，考虑到过客的酒钱和赌资都摊到我们头上，考虑到百姓与过客集团在时间和金钱方面的冲突——在过客那边越热越红，在百姓这边就越冷越黑，两者之间存在反比关系，那么，公仆提供的那点“公益”应该被“公害”冲销干净才对。
    总之，“县官真做了一个驿丞”，更深一层的意思就是：县官真成了一个“灰帮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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