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变心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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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最后结案之前，我想站在乡民的立场上算算帐。他们一直隐蔽在幕后，却又是真正的主角，他们的利益和心态是如何变化的？
    假定这位白封小民是一户殷实的中农，有五六口人，十五六亩地，五六间房的院落，总计近十万人民币的家产。纯粹从经济角度计算，他愿意带头闹事吗？
    清朝各地征收的地丁银子数量不一。以每亩一钱二分计算，十六亩地约交二两银子，这笔银子是折钱交纳的[99]。按照土政策，白封小民以3200文钱折银一两，红封绅衿却按市价以2200文钱折银一两。这一场大闹如果成功，与红封阶级享受同样的折算率，该中农每年可以少交二千文钱。以粮价折算，这个数字大概相当于一百二三十元人民币[100]。但是全交红封，政府的小金库就空了，官吏衙役一点外快也没有了。这个目标太高，恐怕不能指望。真正有可能实现的结果，是大家分担陋规，绅衿不要按2200文折，小民也别再按3200文折，折中之后再减少一点，大家都按2600文折。这样算来，闹事的利益也就是每年少交1200文钱，约合人民币七十元左右。这大概相当于中农全家七八天的生活开支。
    这笔钱足以让他动气，让他愿意参加闹事，但是不足以让他挑头。假如他是四十出头的男人，在中国社会摸爬滚打多年，自然知道官府是多么不好说话。不管小民的请愿有理没理，公道不公道，只要他看着不顺眼，说抓你就抓你，说杀你就杀你，最后肯定还是官府有理。带头惹政府生气，不是玩命也是玩火，这风险岂是百八十块钱所能抵偿的？把那十万家产都搭上，也未必抵偿得了！
    算清了这笔账，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何潜规则通行数十年而不遭抵抗。大家都愿意搭便车，最多不过出力拉拉边套，谁也不肯驾辕。驾辕者必须是一个不计较物质利益、不怕或不知风险、同时又有号召力的人。受儒家理想主义精神熏陶的周祥千恰恰满足了这些条件。他是红封阶级的一员，却热情地为白封小民争取道义要求的公正。这样的人，即使在读圣贤书的环境里也难得一见。所以，在他入狱后，那些愿意闹事又不敢挑头闹事的中农，在后怕和庆幸之余，难免会感到愤慨和良心的冲动。张潮青入狱后，东乡人的心理也应该类似。只要别太危险，他们当然想踹官府一脚，同时也为周祥千和张潮青做点什么。
    那么究竟有多大风险呢？在那段时间里，江南的空气中弥漫着骚动的气息。用段光清的话说，就是“人心思变”：大家都感到世道要变，都期待着某种重大社会变化的到来。洪秀全在广西建立了太平天国，随后向江南进军，一路如摧枯拉朽，势不可当——这既是人心思变的结果，也是人心思变的原因。此外，尽管鸦片战争已经过去了十来年，官军的无能仍然被全社会耻笑。本来军官们带着顶子上街，骑在马上，是一件很威风的事情，战争过后却威风不起来了。宁波的老百姓指指点点，笑话他们遇到洋人就扔了顶子逃命，见到老百姓就戴上顶子扬威。于是军官上街便不再戴顶子招骂。政府内忧外患，财政拮据，被迫削减马粮，军官们上街连马也不骑了。官府的表面威风和实际威慑能力双双下降，鼓起了民间闹事的胆量。
    总之，只要不是领头，民众有愿望也有胆量劫监狱烧衙门。
    事情闹大之后，利害格局突变，乡民在官府眼里由顺民转变为暴民。此时，乡民的第一愿望是不要遭到官府的报复，不要被官军作为暴民镇压，为此连平粮价的要求也可以放弃——争取收益是第二位的，先要保住本。这个前提保住后，平粮价的目标不妨尽量争取。官府若厉害不妨退让，政府若退让就该坚持。假如官府以平息事态为第一目标，不仅承诺不报复，连平粮价的要求也一并满足，被官吏私下扭曲的秩序得以恢复，周祥千这颗火种便如同落入了湿柴。此时，交纳钱粮并抛弃周祥千，乃是符合乡民利益的最佳选择。
    最需要费心理解的要算捉拿张潮青。但我们不妨设身处地想一想，自从县里打桩定界，两个月过去了，他们还在那里闹个没完，这不是给乡亲们惹祸吗？这不是硬往乡亲们头上扣暴民帽子吗？开始大家还不好说什么，也愿意凑钱维持他们的自卫团。但政府满足了买卖私盐的要求，又说了不株连百姓，被盐商勾结官府扭曲的秩序得以复原，大家可以继续当良民了，就没理由再支持他们了。看看人家周祥千，好汉做事好汉当，对比之下，张潮青和俞能贵不能不掉价。至于悬赏，几百户平分十五六万元，每家也不过几百块钱，有诱惑，但不足以糊弄良心。关键不在钱。关键在于，一旦有人倡议抓他，村里开会人人表态，如果大家都不反对，个别人即使不情愿，也不敢反对，不敢不参加行动。利害计算还告诉我们，从根本上乡民们是不会反对这类倡议的。另外一方的风险计算也会告诉我们，倡议者一定不愿意单干，一定要召集全村开会，以免在万一失利的情况下单独面对张潮青和俞能贵的报复。
    从头到尾分析起来，民众尽管没有固定的脸谱，却始终是理性的趋利避害集团。他们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自己的利益是永恒的”。而这个利益的安排和变动又可以在社会制度的特征中得到解释。
    民众开始并不敢闹事，在正当秩序中的良民早就当不成了，他们照样在贪官污吏建立的潜规则中当了数十年顺民，如果没有替他们承担组织成本和法律风险的英雄出现，顺民还会继续忍受霸道不公和敲诈勒索。英雄的出现改变了利害计算，顺民发现搭便车闹事风险不大，才作出官府所谓的暴民行径。后来，比较正当的秩序恢复之后，如果官府不把他们当暴民对待，不以镇压相威胁，不拿赏金去诱惑，他们也未必去做洗刷自己出卖英雄的勾当。伟大的民族可以不选邱吉尔，也不至于砍下英雄的脑袋。
    鄞县民众的困难在于，开始的平粮价的愿望，后来的对周祥千和张潮青的同情和敬意，很难找到表达的正常途径。假如周祥千或张潮青组织了一个农会，或者发动了一场诉讼，必定有许多人愿意交纳会费，愿意捐款请律师，就好像他们愿意维持自卫团一样。这样做既是合理的，又是合算的；既没有多大风险，又维持了一个良民的身份。在一个合理的秩序中，这些人力和财力应当可以帮助百姓争取到法律承诺的公平，还可以使领头人名利双收，鼓励他们以后继续带头。奈何专制制度不允许集会结社，不许大家集资维护自己的政治利益，一切都要由他们代表。于是，可以克服搭便车障碍的、挑头谈判的主体无法组成，同时掌权者又一手遮天，民众也找不到与官府讨价还价的既和平又合法的其他途径，良民硬是当不成。重大的失衡和不公调整不过来，又非常想调整，却如何是好？盐商的影响制度的办法是用钱，小民的办法是用命——当暴民烧衙门。
    在这种体制中，英雄是顺民转化为所谓暴民的催化剂，是将扭曲的秩序拉回原位或部分拉回原位的发动者和组织者，而缴出催化剂和主使者则是暴民回归顺民的象征和保证。我们中国人民是非常好的人民，大家都不愿意当暴民，都知道那不是长久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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