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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日子没法过了!你们老胡家就是狼窝!俺不跟你们过了!”王彩娥猛地从地上爬起来,一边哭喊一边开始胡乱收拾自己的几件衣服,“离婚!俺要跟你离婚!这鬼地方,一刻也待不下去了!”
胡德禄又急又气,脸涨得通红,想去拉她,又被她连抓带挠地推开。周围的邻居早就被惊动了,聚在院门口指指点点,议论纷纷。
有摇头叹息的,有撇嘴鄙夷的,更有不少人在心里暗骂王彩娥不要脸,到了这步田地还不忘撒泼耍横。
王彩娥却浑然不觉,或者说根本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她此刻满心都是自己的“损失”和“委屈”,笃定了是胡家兄弟坏了她的“好事”。
她拎着个小包袱,一路哭骂着冲出了胡家院子,口口声声喊着要去公社找人说理,要去离婚。
这场闹剧,很快成了石圪节村乃至整个公社比徐治功倒台更引人瞩目的谈资。王彩娥的蛮不讲理和奇葩逻辑,让所有人都见识了什么叫“倒打一耙”。
她也用这种极端的方式,将自己和徐治功那点不光彩的事,彻底晾晒在了光天化日之下,成了人们茶余饭后最劲爆的笑料。
而远在双水村的贺耀宗,从村里人的闲谈中听到这后续风波时,只是默默地摇了摇头,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女婿叶晨当初那句“烂蒜”和“声名扫地”的含义。有些人,终究是烂在了根子上,无可救药。
石圪节村上演的这场鸡飞狗跳的闹剧,随着乡间小道上的闲言碎语,或许会慢慢飘到更远的地方,但终究传不到叶晨的耳朵里,他也丝毫没有兴趣去打听。
对他而言,徐治功这个名字,就像行车路上偶然瞥见的一颗硌脚的石子,随意一脚踢开也就罢了,不会在心底留下任何痕迹。
将徐治功这样的人从位置上挪开,于他而言,并非处心积虑的谋划,更像是一种基于本能的“清洁”行为,随手拨弄了一下棋盘上那颗碍眼的棋子而已,甚至都算不上一步正式的棋。
徐治功这种人就好像一株藤蔓,攀附在体制的大树上,看似枝繁叶茂,实则自身毫无根基于担当。
对待工作,他们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遇到问题能推则推,能拖?拖,除非这事关自己的升迁或利益。
对待群众,他们是表面客气,实则漠不关心,原世界里孙兰花因为家中男人出轨告到公社就是最好的例子,就算是孙兰花寻死觅活,他都懒得去理会。
而对待像王彩娥这样能带来他某些“便利”或“慰藉”的对象,他却又可以“不辞辛劳”、“尽心尽力”。
这是一种标准的投机分子心态,风往哪边吹,人就往哪边倒,永远把自己的安全和利益置于首位。
这样的人,或许在某些特定时期能凭借钻营侥幸得势,但于公于私,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他们占据着位置,却不行使应有的责任,是对公共资源的极大浪费。
因此,叶晨“踩”徐治功,没有半点心理负罪感,甚至觉得这是一种必要的“清障”。这并非出于个人恩怨,而是基于一种对公共责任和底线的基本判断。
移除这样一颗体制内的“烂钉”,让更有担当,更干净的人上来,无论对石圪节公社的百姓,还是对原西县乃至黄原地区的风气,都是一件好事。
他的目光,早已越过这些蝇营狗苟的琐碎,投向了更广阔的天地和更深刻的时代变迁。
徐治功的起落,不过是他视野边缘的一个微小涟漪,很快便消散在更宏大的叙事洪流之中。他的笔和他的思考,注定要指向更深远的地方......
自打砖窑塌了摊子,王满银就没脸在罐子村呆下去了。本钱赔得精光,眼见着孙家也跟着败落,他只得拍拍屁股,另寻糊口的门路。
在东拉河一带,王满银是出了名的汉。可偏偏是这种人,倒像野草似的,扔到哪儿都能活。没本钱做不了大买卖,他就倒腾些猪毛猪鬃、几张羊皮之类的小玩意儿,勉强混个肚圆,也就心满意足了。
更多时候,他活像个流浪汉,在省城和黄原之间的那条公路上来回流窜。这条线儿上的大小城镇,几乎没有他没踏足过的地方。
他也结交了不少跟他一样的狐朋狗友,时常凑在一处。赶上谁手头宽裕,便混几顿吃喝;等他自己偶尔得点小利,也得预备着招待那些吊起嘴巴的朋友。
他从未想过要改变这种浪荡的生活。游手好闲的品性,仿佛早已渗进了他的骨血里。偶尔,他也会想起罐子村还有老婆孩子,心里便像猫抓似的毛乱一阵。
但只要二两劣酒下肚,这点烦扰便?到了九霄云外,继续无忧无虑地穿梭于城镇之间,做他那不用本钱的营生。
入了冬,这营生越发难做了。政策一松动,多少庄稼人趁着农闲,都做起了小买卖。像王满银这样指望着倒买倒卖过活的,顿时被挤得没了活路。
眼看身上几个钱快要吃光,走投无路的时候,他忽然听得一个消息:魔都那边木耳价钱金贵,一斤能卖二十好几块!
这“情报”让王满银心头一热,立刻动了跑去魔都贩一趟木耳的念头。本地的木耳收来才几来块钱一斤,这一转手,可是实打实的翻倍利!
他拿着仅剩的百十来元,立马托一个相熟的生意朋友弄来一批木耳,兴冲冲地坐上了南下的火车。
头一回跑这么远的地方做买卖,他非但不怕,反倒张狂得很,仿佛那白花花的利润已经攥在了手心里。
可一到魔都,王满银就傻了眼。这里的木耳价钱,远没有传说的那么高,自由市场上顶多卖个十四五块。更要命的是,他拿不出自产证明,刚下火车,货就被扣下了。公家按牌价收购,一斤只给十三块。
这可真是倒了大霉,这一趟下来,赚的那点差价全特么搭在路费和吃喝上了,找谁说理去啊?!
王满银碰了一鼻子灰,像只被打慌的野狗,灰溜溜地逃离了这座让他心寒的大城市。
当王满银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黄原时,年关已经近在眼前了。往常年景,他总会在腊月二十前后就赶回罐子村,身上多少揣着几个钱,还能给猫蛋和狗蛋扯上几尺布,或是买挂小鞭炮。
孩子终究是自己的骨血,他心里是亲的,只不过一年到头在外浪荡,大多时候也记不起自己还是个爹。唯有到了年根底下,那份为人父的责任感才像是被冷风突然吹醒似的,冒一冒头。
可眼下,别说给孩子们置办点什么,就连他自己那张回罐子村的火车票钱,都掏不出来了。
王满银像只无头苍蝇,在省城冷清的街道上漫无目的地晃荡。寒风像刀子似的,刮得他缩紧了脖子。
坐不起公共汽车,只能靠两条腿,从这条街走到那条街,直走到脚底板又酸又麻,才不得不返回那个临时栖身的火车站候车室。
年节逼近,候车室里一天到晚挤得像沙丁鱼罐头。他往往要等上老半天,才能眼疾手快地抢到一个空位。一旦坐下,屁股就像生了根,再不敢轻易挪动,生怕一离开,那点儿立足之地就被旁人占了去。
他就这样在省城一天天地推着。每天只敢去自由市场买几个硬邦邦的馒头填肚子。偶尔,也会拉下脸皮,跟卖菜的老农软磨硬泡,花一分钱买上两根蔫了吧唧的大葱,就着冷馒头啃,算是开了荤腥。
大年三十的夜晚,喧嚣的候车室终于一下子清静下来。除了少数几个像他这样有家难回的,就只剩下一些实在走不了的旅客。
大年三十傍晚,黄原地官员田福军心里记挂着那些因各种原因滞留在火车站、无法归家团圆的旅客。
他特意嘱咐机关食堂赶制了一批饺子,用一个个铝制饭盒仔细装好,亲自带着几名工作人员,在暮色中前往火车站候车室慰问。
当田福军一行人提着热气腾腾的饺子走进候车室时,原本沉寂压抑的空间顿时活跃起来。疲惫不堪的旅客们纷纷围拢过来,脸上写满了惊喜和感激。
田福军亲切地将饭盒??递到大家手中,说着暖心的话,问候着每个人的情况。
王满银缩在角落的长椅上,正饿得前胸贴后背,闻到那诱人的猪肉白菜馅儿香味,立刻像弹簧一样蹦了起来,挤进人群。
当他从田福军手中接过那盒沉甸甸、热乎乎的饺子时,受宠若惊,脸上的笑容瞬间绽放,皱纹都挤在了一起,活像一朵盛开的菊花。他忙不迭地弯腰点头,嘴里反复念叨着:
“谢谢领导!谢谢青天大老爷!”
田福军这些年在地区工作繁忙,很少回双水村,加上王满银常年在外浪荡,形象气质与在村里时大不相同,因此田福军并未认出,眼前这个笑容夸张,略显潦倒的中年汉子,正是孙玉厚家那个不成器的女婿。
现场,黄原日报的记者正跟随采访拍照,记录地委领导关心群众的新春佳话。
在拥挤的人群中,就数王满银的笑容最是灿烂、最具感染力,记者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镜头,按下快门,将王满银与正亲切递过饺子的田福军一同框进了画面。
第二天,黄原日报的头版上,赫然刊登了这张充满温情的照片。照片说明写道:“大年三十,地官员田福军亲切慰问滞留旅客,与返乡群众亲切交谈。”
画面中,田福军面容和蔼,而旁边的王满银,笑得见牙不见眼,成了这幅“官民鱼水情”主题照片中最醒目的注脚。
王满银可不管那么多,乐得嘴巴咧到耳根,端着一大饭盒饺子就缩回到角落的长椅上。他也顾不上烫,狼吞虎咽地往嘴里扒拉,吃得呼哧带响,仿佛要把这几天的饥寒全都补偿回来。
正吃得酣畅,他才注意到旁边座位上还有个女人,也端着一盒饺子,吃得飞快。
奇怪的是,这女人吃饺子时,还用胳膊紧紧夹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大提包,好像生怕别人抢了去。
王满银心里哼了一声:咋的,把我当金富那号人了?我王满银虽说也坑蒙拐骗,可那也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从来不干那偷鸡摸狗的勾当!
没想到,那女人倒主动跟他搭起话来。一口叽里呱啦的腔调,王满银老半天才听明白,这是个跑生意的,从南边羊城那边来的。
嘿!同行遇同行!王满银顿时来了精神,三两口把剩下的饺子塞进肚,跟这“羊城女人”热络地聊了起来。那女人见他也是“江湖中人”,便神秘兮兮地告诉他,自己提包里装的是电子手表,说着还真掏出一只来给他看。
那手表小巧玲珑,屏幕上还闪着数字,王满银看得眼都直了。”这一只.......得卖多少钱?”
他心里琢磨,这女人带这么多手表,肯定是个大富翁!他想起样板戏《红色娘子军》里有个从南洋来的富翁叫洪常青,嗯,眼前这位,保不齐就是从“南洋”来的!
“南洋女人”伸出两个手指:“二十块。”
“才二十块?!”王满银惊得张大了嘴巴,连饺子味儿都忘了。“要是在我们黄原那边,这种稀罕玩意儿,一只少说也得卖一百多块!”
这下轮到“南洋女人”惊讶地张开嘴了。她眼睛滴溜溜一转,压低声音说:“要是真能卖到五十块,多出来的利润,我分你二十块!”
王满银那双原本黯淡无光的眼睛瞬间亮了。他把空饭盒往旁边一推,拍着大腿说:
“哎呀!可惜我身上的钱让小偷偷光了,连回家的路费都没了!不然我全给你包圆喽!这么着,你要是信得过我,干脆跟我去市里,保准能卖上大价钱!”
“一只真能卖五十?”那女人眼睛也开始放光。
“六十都有人抢着要!”王满银把胸脯拍得砰砰响。
“能卖五十就行!”女人强调。
“为啥?”王满银有点不解。
女人凑近他,脸上露出狡黠的笑,声音压得更低了:
“老弟,不瞒你说,这表是香港那边过来的‘水货”,里面机芯都是塑料的,就是个玩具表......”
王满银整个人都愣住了,心里顿时乐开了花:好家伙!我当是遇上了真佛,原来是个同行!我卖假耗子药,你卖假表,咱俩是半斤八两,一路货色啊!
他眼珠一转,急忙问道:“那......这表能走多长时间?”
“最长......大概半年吧。”女人有点心虚。
“怕个球!半年以后,买表的人上哪儿找咱们去?”
王满银的胆子立刻壮了起来,兴致勃勃地说道:
“干姐!你要是愿意,明天就跟我去市里!不过到时候车票和吃喝你得给我报销!”
那女人略一思忖,立刻点头同意。
这真是走了狗屎运!王满银顿时神气起来,亲热地对那女人说:
“干姐!虽然你是个女的,咱们这就算拜识了!你放心,跟着我干姐,保准亏待不了你!”
“干姐?”“南洋女人”听得一头雾水,显然没明白这西北地界的称呼。
王满银赶紧连比划带解释,说这是认个干亲,比普通朋友关系更铁,往后做生意互相都有个照应。那女人跑江湖见多识广,一听这对买卖有利,便爽快地认下了这门“非常关系”。
于是,大年初一,当大多数人还沉浸在节日的团圆氛围中时,王满银已经带着他这位新认的“干姐”,坐上了去到市里集市的公交车。用“干姐”垫付的车票钱,他总算离开了那个冰冷的候车室。
一到集市,这对“干姐弟”片刻不停,直奔东关的自由市场。他们寻了个热闹地段,把摊子一支,“干姐”掏出那些闪亮的电子表,王满银则亮开嗓门,开始吆喝。
“来来来!瞧一瞧看一看了啊!正宗的香港电子表!高科技!带数字的!”
王满充分发挥他那张嘴皮子功夫,把那些塑料芯的玩具表吹得天花乱坠。“干姐”在一旁配合着演示,手表屏幕上的数字跳动,在阳光下确实显得挺新奇。
他们咬定每只六十五元的价格,毫不松口。这价钱对于黄原这地方来说,着实不便宜,但恰是这种“高价”,反而给人一种“高档货”的感觉。
加上王满银巧舌如簧,专挑穿着体面,像是手里有几个闲钱的人推销,还真让他们做成了几笔买卖。看着到手的钞票,“干姐弟”俩相视一笑,心里都乐开了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