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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龙城寨的登记持续了三天。
第一天收网了一批通缉犯，第二天又筛出十几个试图用假身份蒙混过关的，到第三天中午，龙津路登记点上空的扩音器终于换了一句台词——「各登记点将于今日下午五时正式关闭，请尚未登记的居民尽快前往。」
语气依然温和，但谁都听得出来，这是最后的通牒。
在这惊心动魄的三天里，联合工作组全体人员亦是咬牙撑到了极限。城寨外围的重型铁马与黄黑警戒线未曾撤走半步，每日清晨六点，联合道丶东头村道丶贾炳达道三大登记点灯火通明，直至深夜十点，最后一批房屋署职员方才收摊核对帐目。
军装警员更是开启了三班倒的极高强度连轴转。换班退下来的警员甚至顾不上回家，卸下腰间枪套，便径直缩在贾炳达道公园旁的大巴车里拥着警服小憩。
第三天中午，李树堂站在指挥车旁边，翻完最后一页行动汇总报告，把文件夹合上递给旁边的副官。
三天，共抓捕通缉犯和逃犯共四十七人。没有警员殉职，没有居民骚乱，没有发生任何一起需要上报警务处的意外事件。
「辛苦了，把报告整理归档吧。」
「是！」
李树堂当然知道，有些失踪的人不会出现在任何一份报告上，但那不是他需要操心的事。酒厂做的事，他不过问，也不想知道。
陆晨跟他说过——城寨里有些钉子是锤子敲不掉的，得换别的工具。作为港岛警务处长，他原则上对此持保留态度；但若站在全港数百万民众的角度，他选择假装看不到。
随着登记结束，房屋署的统计数字也摆上了卫奕信的办公桌：三万三千四百余户，共计四万九千三百余人完成登记。
这数字比预估的多出了将近一成，算下来人口密度高达约190万人/平方公里，是港岛平均密度的100倍以上，成为了人类历史上人口密度最高的人类聚居地。
多出来的人里，有的是从未在任何官方记录里存在过的黑户，有的是被上一任租客转租了三手丶连业主都不知道姓名的散工，还有的是从内地和东南亚偷渡进来之后已经在城寨生活了十几年丶娶妻生子丶但身份证明文件只有一张发黄的红纸出生证的人。
面对这份烫手的名单，卫奕信沉吟良久，终究在大笔一挥，落下批示：「凡登记在册者，全部纳入安置序列。」
……
十月十号，搬迁正式开始。
港府早早便在九龙湾丶观塘丶黄大仙等新建的公屋邨划出了大片安置片区，不过由于人数远超预期，除了政府调配的公屋之外，嘉禾地产和九龙仓地产等房产公司也各自拿出了位于深水埗丶长沙湾和黄大仙等区域的廉价公寓和唐楼，以低于市场价的成本价转售给政府作为安置补充房源。
房屋署在分配时优先将老人和有小孩的家庭安排在这些楼里——至少不用挤在偏远工业区，买菜上学都方便。
搬迁首日，房屋署职员提前将密密麻麻的数万人分配名单贴满了每栋唐楼的告示栏，并且还安排了专人在公告栏旁边帮忙解答。
四十辆由九巴公司紧急抽调的双层城巴，自清晨六点起便轰鸣着驶入战场，车队沿着龙津路口一路首尾相衔，绵延至联合道的拐角。装满一辆，下一辆立刻顶上，严丝合缝。
城寨居民们拿着各自的行头，如潮水般从狭窄拥挤的骑楼内鱼贯而出。
有人合力抬着一台极其笨重的十四寸乐声牌黑白电视机；有人小心翼翼地护着挂在铁丝笼里的画眉鸟；更有在城寨苟活了大半辈子老者，攒下的全部家当仅有两个塑胶袋——一袋盛着御寒的旧衣，一袋装着磕碰出缺口的碗筷。
当然，也有人不肯走。比如龙津路口的水泥墩子上，一位鸡皮鹤发的老太太就紧紧抱着一只漆皮剥落的旧皮箱，死活不肯登上大巴。
她的独生子在登记首日便被查出系重案通缉犯，戴着手铐被押走前，曾隔着人海对着队伍歇斯底里地高喊：「妈！你别等我！你先去新屋啊！」
老太太没有走，三日来，她每日都抱着这只皮箱死守在同一个位置。
房屋署的职员轮番上前耐心劝阻了三次，皆铩羽而归。最终，还是隔壁熟络的张婶抹着眼泪走上前，蹲下身子握住她乾枯的手掌柔声劝道：「老姐，孩子日后出来找你，住新屋总比在这烂水沟里好找得多啊。」
老太太浑浊的双眼微微一动，紧了紧怀中的皮箱，终于颤颤巍巍地站起身来，在街坊的搀扶下迈上了大巴。
排成长龙的九巴车队一辆接一辆地驶离龙津路。
车厢内气氛沉闷，乘客们鲜少言语，只是纷纷把脸贴在车窗上，凝望着后方那座在晨雾中日渐缩小的灰色庞然大物。
有人在此出生，在此盘桓四十载，一生从未走走出过城寨方圆三条街以外的世界；有人偷渡上岸的第一夜便扎进这片阴暗的迷宫，此后半辈子都在暗无天日的楼道里藏头露尾。
而今，那个被他们无奈称之为「家」的阴暗之城，正顺着后视镜不断蜷缩，最终沦为挡风玻璃上一抹微不足道的灰色剪影，随车队转弯，彻底消失在视线尽头。
当然，住只是拆迁所要面临的第一个问题，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严峻的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城寨居民的工作问题。
城寨这三万余住户内部，曾经盘踞着近两千家无牌商铺与地下小作坊，它们自成一套独立运转的地下生态圈：无牌牙医诊所丶黑市食品加工厂丶无证药材铺丶暗巷理发店丶地下熟食摊……
这些经营者的手艺是真的，产品是真的，客源也是真的，但唯独一样东西是假的——牌照。
有的行业是在外面根本不可能拿到牌照，比如牙医。城寨里的牙医大多是师徒口传手授或者是内地医学院毕业，拿不到港岛的执业牌照。但他们拔一颗牙收十块钱，比港岛正规诊所便宜十倍，而且手艺也很好。
还有那些穿梭在暗巷里的熟食摊贩，用的是自己搭的土灶和二手冷柜，他们价格便宜，曾养活了半个城寨的早餐档，但是卫生条件堪忧，拿不到营业执照。加上根本没钱付租金，出去之后也没办法继续经营。
对于他们来说，搬迁不仅是换个地方住，更是彻底失去收入来源。
类似的困境贯穿在小食品加工丶废旧电器拆解丶山寨手表装配等十几个灰色行业中——他们不是不想搬，是搬出去之后活不下去。
好在陆晨早有谋划。早在数月之前，他便联合港岛多位华资巨擘与社会名流，联名向港督府提交了一份详尽的特别建议书。
建议书言简意赅，核心不过三条：
一丶转型补贴按行业精准制定，合理引导转业；
二丶不符合转业条件的业主及租户可参照普通住户补偿标准进行一次性现金安置；
三丶对于恶意抗拒搬迁丶企图绑架整体利益者，依法强制腾退。
前两条，是给绝大多数底层民众准备的台阶；而最后一条，则是给极少数贪婪之徒划下的红线。
于是在十月十二号这一天，具体补偿和转业补助标准也同时下放到了各登记点和安置片区。
执行标准比最初的方案细化了很多——无牌牙医可凭城寨内长期居住证明申请转业培训津贴，选择进入注册诊所担任牙科助理或转修义齿加工技术；食品加工作坊主可凭设备清单和生产记录申请小微企业创业贷款，在城寨外重新设立合法加工场；废旧回收和电器拆解行业则由环保署统筹安置，将符合条件的从业者纳入市政废品回收体系的合同工人序列……
当然，尽管方案已经非常完善，但还是有人不想走——准确点说，是有人想趁着大家都同意搬走的机会，把自己那份补偿金再往上抬一抬。
能理解，毕竟钉子户这种物种在任何拆迁项目里都不会缺席，九龙城寨的拆迁也不例外。
……
东区靠近龙津路有一栋五层唐楼，业主姓邝，六十来岁，在城寨里拥有一栋楼，算得上城寨里的一个小业主了。
登记首日，此人表现得最为积极热络，可眼见周围邻居陆陆续续收拾行李搬走丶整栋楼行将空置之际，他却毫无预兆地反水了。
老邝叫嚣自己的唐楼临街丶地理位置绝佳，且平日租金收入极其稳定，港府给出的赔偿标准简直是「强抢」。他开出条件：必须在现有补偿基数上暴涨五成，否则绝不签字。
为了造势，他死死盘踞在自己名下一间空置的底层铺位里，甚至从外面高薪雇来了七八个满背纹身的社团痞子，手持棍棒将大门死死堵住。
房屋署的谈判小组前后去了三趟，每一次皆被老邝带着痞子拍桌子砸椅子地轰了出来。第三趟去的是一个刚入职不到两年的年轻女职员，被对方当着面把补偿方案撕成两半扔在地上。
女职员委屈至极，回到临时办公室后，一边红着眼眶整理文件，一边终于忍不住趴在办公桌上失声痛哭。
恰在此时，高级督察李文彬推门而入，将这一幕尽收眼底。
他什么也没说，转身出了办公室。
当天下午，李文彬身着防暴警服，亲自带领一整排荷枪实弹的「蓝帽子」来到了龙津路那栋唐楼门口。
具体是怎么操作的没有人详细记录，只流传出了三句话——甩棍有力度,抬脚有高度丶挥手有准度。
从那天之后，城寨里再也没出现过钉子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