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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25章西夏的崛起（一）(第1/2页)
西夏皇族与统治族群的党项族，是中古时期活跃于中国西北的古老游牧部族，其原始聚居地位于今四川西北的松潘高原一带，世代游牧、逐水草而居，风俗彪悍、部族林立，是西北边疆极具影响力的民族势力。党项族群的历史渊源悠远绵长，谱系可精准追溯至隋末唐初，是华夏边疆民族体系中传承清晰、脉络完整的古老部族。
据《隋书》部族志明确记载：“党项羌者，三苗之后也。”正史明确界定，党项羌源自上古三苗部族余脉，归属于古羌族庞大支系，是西羌族群分化出的独立分支。《旧唐书·西戎传》进一步详载其源流演变：“党项羌……汉西羌之别种也。魏、晋之后，西羌微弱，或臣中国，或窜山野。自周氏灭宕昌、邓之后，党项始强。”
汉魏以降，传统西羌各部历经常年战乱、部族离散、势力衰微，大多或归附中原王朝、蛰伏臣服，或遁入深山荒野、四散游牧，再无统一强势部族。直至南北朝后周时期，朝廷攻灭宕昌、邓两大羌人政权，西北羌人权力真空，原本依附诸羌、分散弱小的党项部族借机吸纳余部、兼并小族、休养生息，逐步崛起为西北最具实力的羌系部族，正式登上中古民族纷争的历史舞台。
唐朝初年，党项羌主体部族依旧聚居青藏高原东部，与同样盘踞高原的吐谷浑世代结盟、守望相助，两部互为唇齿，长期联合抵抗日渐强盛、持续东扩的吐蕃政权，成为唐朝镇守西南、阻隔吐蕃东进的重要屏障。唐高宗时期，吐蕃国力鼎盛、大举征伐，彻底攻灭吐谷浑汗国，高原政治格局彻底重构。失去核心盟友、孤立无援的党项部族，直面吐蕃强大的军事压力，无力抗衡、濒临覆灭。为保全部族血脉、躲避吐蕃征伐，党项部族主动遣使内附、恳请归唐，请求中原王朝庇护安置。
唐朝出于安抚边疆、羁縻异族、制衡吐蕃的战略考量，应允其请，将党项各部整体安置于松州（今四川松潘）境内。自此，党项部族正式内迁中原疆域，依托唐朝庇护安稳繁衍、部族快速壮大，逐步分化衍生出诸多规模庞大的部落联盟。其中，实力最强、地位最尊、统领诸部的拓跋氏，成为党项盟主部落，世代统领党项诸部，势力范围大致囊括今青海东南、甘肃南部的广袤区域，掌控西北边缘的山川要塞与游牧草场。
唐开元年间，吐蕃持续向东扩张、蚕食边疆，已然安居甘南、青东的党项拓跋部再度遭到吐蕃大军猛烈进攻，部族生计受压、边境战火不息。危急关头，党项再度向唐玄宗上表求救，恳请朝廷徙民安置、保全部族。唐朝遂再度主导大规模民族内迁，将原本居于青海东南、甘肃南部的党项主体部族，整体北迁至庆州（今甘肃庆阳市）境内，给予安稳牧场与聚居之地，党项部族自此重心北移，逐步深度融入西北边疆格局。
唐末乱世，天下崩乱、藩镇割据、战火四起，党项部族已然扎根西北、根基稳固、战力强悍。唐僖宗年间，天下爆发声势浩大的黄巢农民起义，义军攻破长安、动摇国本、朝野震动。危急存亡之际，时任党项部族首领李思恭（拓跋思恭）主动率党项精锐勤王赴难，率军参与围剿黄巢义军，征战有功、屡破敌阵，更一度率军收复沦陷的京师长安，为李唐续命立下赫赫战功。
朝廷为嘉奖其忠勇功勋、笼络西北强藩，正式册封李思恭为夏州节度使，执掌夏州军政大权；同时再度赐皇室李姓、破格封夏国公，荣宠至极、位高权重。自此，拓跋思恭及其后世承袭李姓的党项拓跋后裔，以夏国公、夏州节度使的双重身份，正式成为割据西北的世袭藩镇势力，其所统辖的党项精锐武装，也被朝廷正式定名定难军，列入大唐官方军制体系，世代镇守西北边疆。
唐末是党项拓跋氏势力崛起的鼎盛极盛阶段，声势煊赫、名震西北，名义上兼领定难、保大、静难、宁塞四镇旌节，权势声势冠绝北疆；实则牢牢掌控定难、保大两大核心军镇，实打实统辖夏、绥、银、宥、鄜五州之地，疆域稳固、兵马强盛、财税自主，俨然成为独立于中央之外的西北割据政权。唐乾宁二年（895年），一代枭雄拓跋思恭病逝，其弟拓跋思谏承袭兄长权位，继任定难军节度使，继续执掌党项割据势力。
同年五月，中原藩镇大乱，静难节度使王行瑜、凤翔节度使李茂贞等藩镇军阀联兵进犯长安、胁迫天子、祸乱朝纲。唐昭宗紧急下诏天下藩镇勤王，拜定难军节度使李思谏为东面招讨使，命定难、保大两军出兵讨逆、拱卫皇室。然历经唐末乱世历练的党项势力已然深谙割据自保之道，面对中原藩镇混战，始终秉持观望自重、按兵不进的策略，拒不深度卷入中原纷争，全程避战保存实力，为党项势力世代割据西北、延续基业奠定坚实基础。
进入五代十国大分裂时代，中原王朝更迭频繁、皇权走马交替、战乱无休无止。盘踞西北的党项李氏（拓跋氏）政权，审时度势、洞察时局，始终采取俯首称臣、顺势归附的务实国策。无论中原谁建朝称帝、掌控天下，党项政权皆主动遣使纳贡、上表称藩，恪守臣礼、恭顺听命，以此换取中原朝廷对其世袭割据地位的正式承认、世代授权，同时博取大量官爵封赏、金银财帛、粮秣物资，稳坐西北、独霸一方，不参与中原混战、专心经营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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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灭亡前夕，天下大势已然明朗，梁王朱全忠权势滔天、掌控中枢、代唐之势已定。夏州节度使李思谏审时度势，率先依附朱全忠，提前站队新朝。天祐四年，朱全忠代唐建梁、开启五代乱世，史称后梁。梁太祖感念党项归附之功、需笼络西北藩镇，遂加封李思谏为检校太尉、兼侍中，位列使相、荣极一时，成为后梁朝堂尊崇的边疆重臣。
后梁开平二年（908年），李思谏病逝，党项三军拥立李彝昌为留后，暂领军政、稳定局势。后梁朝廷顺势予以承认，正式授李彝昌为定难军节度使、颁赐旄钺节仗，确认其世袭割据的合法地位。
后梁龙德三年（923年），晋王李存勖攻破开封、攻灭后梁，建立后唐政权。夏州新任节度使李仁福即刻遣使归降、归附后唐，延续党项顺势臣服的立国策略。后唐庄宗同光二年（924年）四月，朝廷下诏褒奖其归顺之功，加封李仁福检校太师、兼中书令，依旧世袭夏州节度使，同时晋封朔方王，进一步拔高党项政权的边疆地位。
后唐末帝清泰二年（935年）二月，李彝昌之弟李彝超病逝，其弟李彝殷接续执掌夏州军政大权、统领党项诸部。后唐朝廷照例予以承认，正式下诏任命李彝殷为定难军节度使，延续羁縻笼络、世代割据的旧制。
石敬瑭建立后晋政权后，继续沿袭前朝安抚党项、羁縻西北的国策。天福二年（937年）正月，后晋大封天下藩镇，特意加封定难军节度使李彝殷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叠加食邑、实封俸禄，恩宠有加、稳固边疆。
后晋天福八年（943年）八月，夏州党项李氏内部爆发严重宗室内乱，权力争夺激化。李彝殷之弟、绥州刺史李彝俊等人结党营私、图谋夺权，暗中策划/兵变，意图推翻李彝殷的统治、分裂党项基业。不料谋事败露、阴谋泄露，李彝俊等人自知罪责难逃、大势已去，仓皇出逃、投奔后晋朝廷避难。
彼时后晋正与契丹对峙交战、急需拉拢西北藩镇助力抗辽，不愿激化与党项的矛盾、自乱边疆，故而主动将出逃的李彝俊等人送归夏州，交由李彝殷处置，以此示好党项、巩固联盟，共同制衡契丹势力。同时，后晋出帝特意册封李彝殷为契丹西南面招讨使，赋予其抵御契丹南侵的边疆职权，正式将党项势力纳入北方抗辽防线体系。
开运三年（946年），契丹大军大举南下、攻破开封、攻灭后晋，中原再度无主、天下大乱。原后晋河东节度使刘知远趁势起兵、平定乱局，于开运四年（947年）称帝建国，史称后汉。夏州李彝殷再度顺势归附、称臣纳贡，臣服后汉政权。
后汉隐帝乾祐元年（948年）三月，新帝即位、大封藩镇，下诏加封李彝殷兼侍中，累加官爵、优渥相待。乾祐二年（949年），后汉境内爆发李守贞等三镇叛乱，天下震动、中原动荡。李彝殷趁后汉忙于平乱、无暇西顾之机，主动遣使献马、以示恭顺，同时借机上表请命，请求朝廷将静州（治今陕西米脂）划归定难军管辖。后汉朝廷为安抚党项、稳定西北，应允其请。自此，定难军管辖疆域由原先四州扩为夏、绥、银、宥、静五州，党项割据版图彻底定型。
乾祐三年（950年），后汉大将郭威发动政变、掌控朝政，次年（951年）正月正式代汉建周，史称后周。与此同时，后汉残余势力依托契丹支持，在晋阳割据自立，刘知远之弟刘旻称帝，建立北汉政权，形成后周、北汉南北对峙的格局。
后周建立后，全盘继承前朝对党项的羁縻笼络政策，即位之初便册封李彝殷为陇西郡王，承认其割据地位、厚加恩赏。而深谙乱世生存之道的李彝殷，为求自保、左右逢源，采取双向臣服、两朝通好的策略，既接受后周官爵、名义归附后周，又暗中遣使奉表、臣服北汉，周旋于两大中原政权之间，保持党项政权的独立自主、稳踞西北。
后周显德元年（954年）正月，朝廷再度加封李彝殷为西平王，爵位更尊、权势愈重，党项割据地位愈发稳固。
显德七年（960年），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代周建宋、定都开封，是为宋太祖。大宋初立、天下未定，亟需安抚四方藩镇、稳固统治。夏州节度使李彝殷闻讯大宋开国，第一时间遣使赴京、奉表称贺、纳贡臣服，主动归顺赵宋。同时为避宋太祖父赵弘殷名讳，主动改名李彝兴，以示恭顺归附、诚心臣服，延续党项百年顺势自保、世代割据的国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