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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递员的车铃铛叮铃铃地响着远去了，那声音在巷子里拐了个弯，就不见了。巷子又安静下来，静得能听见风从村口吹过来，吹过那些红红的鞭炮碎屑，碎屑翻了个身，沙沙的，像是有什么话要说，又咽回去了。
晨光站在枣树底下，手里还捏着那封信。信纸被他攥出了褶子，那个“枣树结果了吗”的句子被折了一道痕，痕很深，深到纸都快断了，深到那个问号被分成了两半，一半在纸上，一半在空气里，在风里，在那个光秃秃的枝丫上。
他把信又看了一遍。不是从头看的，是从最后一行往前看的，从“枣树结果了吗”看到“等忙完了这一阵”，看到“听妈妈的话”，看到“好好读书”，看到“别挂念”，看到“一切都好”。一切都好，一切都好，这四个字他看了很多遍了，每一封信上都有，像盖上去的戳，像刻上去的印，像那个人说了一遍又一遍的话，说到最后自己都信了，说到最后别人也信了，说到最后好像真的什么都好了，什么都顺了，什么都不用担心了。
但晨光知道，不是这样的。他见过那个人走的那天，背着包，穿着军装，步子很大，走到村口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就一眼，然后就转过去了，就再也没回头了。那个背影他记了很久，记到现在，记到那件军装的颜色都快褪了，记到那个人的脸都快模糊了，记到只剩一个轮廓了，一个形状了，一个走路的姿势了，一个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路尽头的点了。
丽媚从灶房里出来，手里端着一碗水。她把碗递给晨光，碗里的水是温的，不烫也不凉，刚好能喝。晨光接过去喝了一口，又喝了一口，喝得很慢，像是在漱口，像是在尝水的味道，像是在想什么事情想得出神忘了咽下去。
“信上说什么？”丽媚问。她问得很轻，轻得像是怕把什么东西惊动了，像是怕把那个还在路上走的人惊动了，像是怕把那个还在信纸上躺着的人惊动了。
“说一切都好。”晨光说。
“还有呢？”
“说训练任务重，可能有一段时间不能写信了。”
丽媚没说话。她站在那里，手在围裙上擦着，擦了又擦，擦得围裙上都起毛了，擦得手指头都红了，擦得那个动作变成了一种习惯，一种不需要想就会做的事情，一种停不下来的事情。
“还有呢？”她又问。
晨光看着碗里的水。水很清，清得能看见碗底的釉子，釉子上有一个小缺口，小小的，黑黑的，像一粒芝麻掉进去了，像一粒沙子沉在底下了，像一个小小的东西安安静静地待在那里，不碍事，不挡路，但就在那里，就在那里待着，你喝水的时候能看见它，不喝的时候就看不见了，但它还在，一直都在。
“他说等忙完了这一阵，会争取请假回来。”
丽媚的手停了一下。就一下，很短的，短到几乎看不出来，短到像心跳漏了一拍，像呼吸顿了一下，像什么东西卡在嗓子眼里了，上不来也下不去。然后她又开始擦了，擦得更快了，更快了，快到手都看不清了，快到围裙都皱了，快到那块布都快被搓破了。
“他上次也这么说的。”她说。
声音不大，像是在跟自己说，像是在跟灶台上的碗说，像是在跟锅里的水说，像是在跟那个空空的院子说。院子听见了，没有回答，风吹了一下，枣树的枝丫晃了晃，像点了点头，像摇了摇了头，像什么都没做，就是晃了晃，就是被风吹的，就是随便动了一下，没有什么意思，什么意义都没有。
晨光把碗放在地上，蹲下来，又拿起那根小棍，在地上写字。他写了一个“回”字，又写了一个“回”字，又写了一个“回”字。三个“回”字排在一起，大大小小的，歪歪扭扭的，像三个长得不太像但都叫同一个名字的人站在一起，站成一排，等着，等着被叫到，等着被点名，等着被认出来，等着有人走过来，指着它们说，这个字我认识，这个字我写过，这个字我等过。
他没有抹掉。他站起来，走进屋里，把那封信放在枕头底下。七样东西了。枕头更高了，高得有点硌脖子了，高得睡觉的时候要把头歪着才能躺平了，高得像枕着一摞砖头，像枕着一摞等了好久好久都没有等到的东西。
中午的饭是昨天的剩饭。丽媚热了热，盛了两碗，一碗大的，一碗小的。大的给晨光，小的给自己。菜还是咸菜，切得细细的，拌了辣椒，红红的，辣辣的，吃一口能扒好几口饭，吃一口能辣出一头的汗，吃一口能辣得什么都忘了，忘了等，忘了盼，忘了那个人还在一封一封地写信，忘了那个人还在信上说一切都好。
晨光吃得很快，大口大口地扒，扒得碗里的饭都快没了，扒得腮帮子鼓鼓的，像仓鼠，像青蛙，像一个小动物在吃东西，吃得那么香，那么急，那么专心，好像世界上只有这碗饭了，好像吃完这碗饭就什么都好了，好像吃饱了就能长得很快，长得很快就能变成大人，变成大人就能去南方，去南方就能找到那个人，找到那个人就能跟他说，你回来吧，枣树还没结果，但你回来吧。
丽媚吃得很慢。她用筷子夹起一根咸菜，放到嘴里，嚼了很久，嚼得咸菜都快化了，嚼得辣味都没了，嚼得嘴里只剩一个咸咸的辣辣的味道了，那个味道还在，怎么嚼都嚼不掉，怎么咽都咽不下去，像什么东西卡在牙缝里了，像什么东西粘在舌头上，像什么东西糊在嗓子眼里了，说不出来，吐不出来，咽不下去，就在那里待着，就在那里提醒你，就在那里告诉你，有些东西不是嚼一嚼就能没了的，不是咽一咽就能过去的。
吃完饭，晨光去洗碗。他站在灶台前，把碗放在水里泡着，用抹布一个一个地擦。碗上还有饭粒，黏黏的，硬硬的，抠下来的时候碎成一小粒一小粒的，像碎米，像沙子，像很小很小的石头。他把饭粒冲走了，水哗哗地流着，流到下水道里，流到那个黑黑的洞里面，看不见了，不知道去了哪里了，不知道是不是流到那条河里了，不知道是不是流到那条江里了，不知道是不是流到南边去了，流到那个人在的地方了。
他把碗放在碗架上，一个扣一个，扣得很整齐，像叠罗汉，像排排队，像一队小人站在一起，等着下一次被拿起来，等着下一次被盛上饭，等着下一次被人端在手里，送到嘴边。
下午的太阳很好，暖洋洋的，晒在身上像盖了一层薄薄的被子。丽媚搬了把椅子，坐在院子里晒太阳。她把手伸出来，摊在膝盖上，让太阳晒着那些冻疮。冻疮被晒得痒痒的，麻麻的，像有什么东西在皮肤底下爬，像有什么东西要钻出来，像有什么东西在苏醒，在活动，在等着春天来了好破土而出。
晨光也搬了把椅子，坐在她旁边。两个人并排坐着，晒着太阳，不说话。院子里很安静，安静得能听见隔壁邻居家的鸡在叫，咯咯咯的，叫一会儿停一会儿，停一会儿又叫一会儿，像是在跟谁说话，像是在喊谁，像是在说一件很重要但谁都听不懂的事情。
“妈，”晨光说，“春天什么时候来？”
丽媚闭着眼睛，太阳照在她脸上，照得她的脸黄黄的，皱皱的，像一块晒干了的橘子皮。她没有睁眼，说：“快了。”
“快乐是什么时候？”
“立春都过了，快了。”
“立春过了为什么还这么冷？”
丽媚没回答。她把手翻过来，晒手背。手背上的冻疮更红了，红得像要破了，红得像要流血了，红得像一颗一颗熟透了的果子，挂在手指头上，挂在手背上，挂在那个瘦瘦的、干干的、做了很多很多活的手上。
晨光看着那些冻疮，看了一会儿，站起来，走进灶房，拿了一个碗，倒了一点温水，又拿了一条毛巾，把毛巾泡在温水里，拧干了，走出来，把毛巾递给丽媚。
“妈，敷一下。”
丽媚睁开眼睛，看着那条毛巾。毛巾还冒着热气，白白的，淡淡的，像一小团刚成形的雾，像一小口还没散开的气。她接过去，敷在手上，毛巾的热气渗进皮肤里，渗进那些冻疮里，痒痒的，烫烫的，舒服得像把手伸进了一个人的手心里，像被一双大手握着，握着，握得很紧，紧到能感觉到对方手的温度，紧到能感觉到对方手的力量，紧到能感觉到对方还活着，还在，还在这个世界上，还在同一个太阳底下，还在同一个月亮底下，还在同一个叫做家的东西的底下。
毛巾凉了。她把毛巾拿下来，叠好，放在膝盖上。冻疮还是很红，还是很肿，还是那个样子，不会因为敷了一下就好了，不会因为等了一下就没了，不会因为想了一下就不见了。有些东西就是这样，你做什么都没用，你敷毛巾也没用，你涂药也没用，你等也没用，你哭也没用，你喊也没用，它就在那里，就在你手上，就在你身上，就在你身体里的某个地方，长着，活着，赖着，不走。
下午晚些时候，隔壁的张婶过来了。她端着一碗萝卜，白白的，切得一块一块的，码得很整齐，像积木，像砖头，像一小块一小块的白色的东西。她把碗递给丽媚，说：“家里萝卜收多了，吃不完，给你们一些。”
丽媚接过来，说：“谢谢他婶。”
张婶没走。她站在院子里，看着枣树，说：“今年这枣树怕是要发芽了吧？都几年没好好结了。”
“不知道。”丽媚说。
“你家那口子，今年能回来不？”
丽媚没说话。她看着碗里的萝卜，白白的，水灵灵的，像刚从地里挖出来的，像还带着土腥味，像还在长着，像还在土里埋着，等着被人拔出来，等着被人洗干净，等着被人切了煮了吃了。
“听说南边今年训练任务重，好多人都回不来。”张婶又说，“我娘家那边有个侄子，也在南边当兵，去年走的，今年也没回来。他妈想他想得不行，眼睛都哭坏了。”
丽媚还是没说话。她把萝卜倒在自家的盆里，把碗还给张婶。张婶接过碗，看了看晨光，又看了看丽媚，想说点什么，嘴巴张了张，又闭上了。她转身走了，走到门口的时候，回过头来说了一句：“会回来的。迟早的事。”
门关上了。院子里又安静了。
晚上，丽媚又做了一锅汤圆。还是那个糯米粉，还是那个黑芝麻馅，还是那个搓法，还是那个大小，还是那个圆。她搓了二十个，一碗十个，十个十个的，十全十美，美美满满，满满当当。
晨光端着碗，坐在枣树底下吃。月亮又出来了，还是那么圆，还是那么亮，还是挂在那根枝丫上，像一个不肯走的月亮，像一个赖在天上的月亮，像一个等不到天黑就不想落下去的月亮。
“妈，”晨光说，“你说爸会不会不记得我们了？”
丽媚的手停了一下。她正在搓最后一个汤圆，搓得很圆，很慢，很用心，像在搓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像在搓一个不能出一点差错的东西。她把汤圆放在案板上，说：“不会的。”
“为什么不会？”
“因为他是你爸。”
这个回答好像回答了，又好像什么都没回答。晨光看着碗里的汤圆，十个，圆圆的，白白的，挤在一起，像一家人，像他和妈妈和爸爸，挤在一起，挨在一起，黏在一起，分不开。但他知道，它们是可以分开的，一筷子下去，就能夹起一个，就能把它从碗里拿出来，就能把它送到嘴里，就能把它吃掉，就能让它从世界上消失，从这个碗里消失，从这十个里面消失，变成九个，变成八个，变成更少的，变成更孤单的。
他没有吃。他端着碗，看着月亮，看着那个圆圆的亮亮的东西，看了很久，久到碗里的汤圆都凉了，久到碗里的汤圆都硬了，久到月亮都移到屋顶上面去了，久到院子里都起露水了，久到丽媚从灶房里出来催他进屋睡觉了。
“妈，”他说，“我想给爸写封信。”
丽媚看着他。月光照在他脸上，照得他的脸白白的，小小的，像一个小小的月亮，像一个小小的汤圆，像一个小小的圆圆的亮亮的东西，在这个大大的黑黑的世界上亮着，亮得很弱，亮得很小，亮得很容易就被风吹灭了，就被雨浇灭了，就被黑夜吞掉了。
“写吧。”她说。
晨光进屋，拿出那个田字格本子，翻到新的一页。他拿起铅笔，笔头有点秃了，他用刀片削了削，削得尖尖的，细细的，像一根针，像一根刺，像一个小小的尖尖的东西，能在纸上扎出洞来，能在纸上留下痕迹，能在纸上写出字来。
他想了想，开始写。
“爸：”
写了两个字，停了一下。
“今天元宵节，妈妈做了汤圆，我吃了十个，你也吃了吗？”
又停了一下。
“枣树还没结果，还没发芽，连叶子都没有。但是快了，春天快了，春天来了它就发芽了，夏天来了它就开花了，秋天来了它就结果了。你秋天回来吗？秋天回来就能吃到枣子了。”
他看了看这几行字，又接着写。
“妈妈的手还是那样，冻疮还没好。我给她敷了毛巾，但是没用，还是那样。你有没有什么办法？你在南边，南边是不是不冷？南边是不是不用生冻疮？南边是不是很好？好到不想回来了？”
写到这里，他划掉了“好到不想回来了”这几个字，划得很重，重到纸都破了，重到铅笔芯都断了，重到那几个字看不清了，像被什么东西盖住了，像被什么东西埋住了，像从来没有存在过。
他换了支笔，接着写。
“我会好好读书的。我会听妈妈的话。我会照顾好妈妈的。你放心。”
最后写了一句：“枣树结果了我就告诉你。”
写完了。他把信纸折好，折了三折，折得很整齐，和那个人折的一模一样。他找了一个信封，在信封上写上那个他写了很多遍的地址，那个他已经背下来的地址，那个在南边、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在信要走上好多天才能到的地方的地址。
他把信装进去，没有封口。他拿着信走到院子里，站在枣树底下，抬起头。月亮还在，还在那里，还那么圆，还那么亮，还那么高高地挂在天上，像一个不睡觉的眼睛，像一个不闭上的眼睛，像一个一直在看着、一直在等着、一直在那里的眼睛。
他看着月亮，把信贴在胸口。
风来了，枣树的枝丫晃了晃，沙沙的，像在说什么。
他没听清。
但他知道，有人在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