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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汾的上午来得慢。天亮了很久，太阳才懒懒地出来，出来的时候已经很高了，挂在鼓楼的飞檐上面，像一枚被谁随手贴上去的、贴歪了的、黄得发白的硬币。光照在灰砖上，灰砖还是灰的，光改变不了它，只是让它变得更清楚了，清楚到每一道裂缝、每一个坑洼、每一处被雨水冲刷过的痕迹都看得见，看得人心烦。
王飞不知道自己走了多久，也不知道自己走到了哪里。他只知道他在往前走，在临汾的街道上走，在那些灰蒙蒙的、被煤灰覆盖的、梧桐树叶子卷曲着挂着灰的、早点摊的蒸汽一团一团地冒出来又被风吹散的街道上走。他走过一个卖羊杂割的摊子，铁锅里翻滚着白汤，汤里浮着红油，老板娘用一把大铁勺搅着锅，搅得锅底发出沉闷的、瓮声瓮气的响动，像一口闷了太久终于忍不住要咳嗽的嗓子。他走过一个修自行车的铺子，铺子门口挂满了轮胎，轮胎是黑的，黑得发亮，像一串串晒干了还在滴油的腊肉。他走过一所小学，铁栅栏门关着，操场上空无一人，只有一根旗杆立在那里，旗杆顶上的国旗被风吹得啪啪响，响得像有人在拍手，拍得很急，急得像在催什么。
他停下来，站在一棵槐树底下。
槐树的叶子已经落了大半，剩下的那些黄得像纸，薄得像纸，风一吹就翻过来，翻过来的时候露出背面灰白的颜色，像一张张写了字又被人翻过去的、翻过去了就不想再翻回来的、写的是什么只有风知道的纸。
王飞靠着树干，慢慢滑下去，坐在地上。地是硬的，水泥地，凉气从地下往上冒，隔着裤子也能感觉到那种凉，凉得像春天的时候井水刚打上来的那种凉，不刺骨，但渗人，渗得久了骨头就僵了，僵了就弯不了了，弯不了了就断了。
他把背包放在腿上，拉开拉链。里面除了那几件换洗的衣服和那包没吃完的饼干，还有一个布袋子，灰蓝色的，是他妈用旧床单缝的，缝得歪歪扭扭的，针脚大一处小一处的，像一条走了很久的、修修补补的、补了又破了、破了又补了的、还在走的、不知道还能走多久的路。他把布袋子拿出来，解开系口的麻绳，把手伸进去。
手指碰到了铜板。
铜板一共两个，一大一小，大的比小的稍微大一圈，像父子，像兄弟，像两个被打散了又重逢的、重逢了又想不起来是谁的、想不起来也要待在一起的、待在一起也说不上一句话的人。
他把大的那个拿出来。铜板的一面刻着字，字早就磨得看不清了，只有几个笔画还倔强地留在那里，像一条干涸的河床里最后的那几洼水，洼得浅，浅得一眼就看到了底，底上是干裂的泥巴，泥巴裂开的缝里有几根快要死掉的、还在等着下雨的、不知道雨再不来就真的要死了的水草。
另一面刻着一条龙。龙的尾巴还能看出来，弯弯绕绕的，像是被风刮过的烟，烟是软的，龙是硬的，软的和硬的缠在一起，缠得久了就分不清了，分不清什么是烟什么是龙，什么是活过什么是死了。
这是老梁临死前给他的。
那天是五月十三号。战争已经过去了二十多个小时，他牺牲了，那是渡河整整一天一夜。他为了救战友，不得已引爆了炸弹，不能动，一动就疼，疼得像有人在用一把钝刀慢慢割他的肉，割一下停一下，停下来的时候不是不割了，是在找下一个地方，找好了再割。他的身边没有别人，只有老梁。老梁比他大八岁，四川人，说话的时候尾音总是往上翘，听起来像在唱歌，像在问问题，像在说“你晓得不”又说“你不晓得”，像在说“没得事”又说“有事，但没得办法”。
老梁也被炸成重伤，压在房梁下面，压得更厉害。他的腰上横着一根水泥梁，三个人都抬不动的水泥梁。救援的人来过，看了，说要用千斤顶，说要去调设备，说你们再坚持一下。老梁说好，坚持。他坚持了六个小时。六个小时以后，救援的人还没回来，老梁不行了。
“王飞。”老梁叫他。
王飞在黑夜里听到这个声音，那个声音不大，但很清楚，清楚得像有人在他耳边说，用嘴唇贴着他的耳廓说的，说完了那个人的嘴唇还是凉的，凉的像两片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还没解冻的、还冒着白气的肉。
“嗯。”
“我口袋里头，有两个铜板。你帮我拿一哈。”
王飞费了很大的劲才把手伸过去。他的手臂被碎砖划破了，划了很多道口子，血和灰尘混在一起，结成一层黑红色的痂，手一动痂就裂开，裂开就流血，血是温的，温得像刚倒出来的、还没来得及喝就凉了的、凉了就不想喝了的水。
他摸到了那两个铜板。铜板很凉，凉得不像被人的体温捂过，凉得像刚从土里刨出来的，像在地底下埋了很久很久的、被黑暗泡透了、被时间腌入味了的、怎么都捂不热的东西。
“这是……我老汉儿留给我的。”老梁的声音越来越轻了，轻得像纸，像纸被风吹起来的时候发出的那种声音，咝咝的，细细的，听不太清的，但听清了以后心里会发紧的。“我老汉儿说，这两个铜板，是他在成都收荒的时候收到的。说是民国时候的东西，值钱不值钱我不晓得。我老汉儿说，留到，莫卖了，传下去。”
老梁喘了一口气。那一口气很长，长得像一个人站在悬崖边上往下看的那个过程，看的时候心提起来了，提了很久，久到以为不会放下去了，最后还是放下去了，放下去的时候咚的一声，像一块石头落了地。
“我没得娃儿。你帮到我……帮到我传下去。”
王飞攥着那两个铜板，攥了很久。久到他感觉到铜板变热了，热到和他的体温一样了，分不清哪个是铜板的温度哪个是他自己的温度了，分不清了也就不分了。
“好。”他说。
老梁没有再说话。
后来救援的人来了，千斤顶也来了。他们把水泥梁顶起来，把老梁从下面拉出来。老梁的眼睛闭着，脸上全是灰，灰太厚了，厚到看不出他是睡着还是死了。有人用手指探了他的鼻息，探了很久，久到那只手停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一只停在半空中的、不知道该往哪里飞的、翅膀已经张开了但不知道风往哪个方向吹的鸟。
最后那只手缩回去了。
“不行了。”
王飞听到这三个字的时候，心里有什么东西断了一下。不是碎了，是断了。碎和断不一样。碎了还能粘，断了的接不上了，接上了也不是原来的了，原来的那个地方长了疤，疤是硬的，硬得和周围的肉不一样，摸得出来，永远都摸得出来。
他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被救出来的。他只记得有人抱着他的腰往外拖，拖的时候他的腿被什么东西刮了一下，刮掉了一块肉，他低头看了一眼，看到了白色的东西，白得不像骨头，像塑料，像模型，像假的，像他不应该有的、不属于他的、挂在他身上的一块碍事的、没用的、多余的东西。
后来他躺在帐篷里，有人给他打针，有人给他包扎，有人在他耳边说：“你的脊椎受伤了，需要手术。”他听着，像听一件和自己无关的事，像听一个人在说别人，一个他不认识的、和他没有任何关系的、名字也叫王飞的另一个人。
他的手始终攥着。
攥着那两个铜板。
槐树的影子被太阳推着走，从王飞的左边移到了右边。他在地上坐了多久，他不知道。他只知道自己站起来的时候，腿麻了，麻得像两根木头，他用手捶了捶，捶的时候没有感觉，感觉是别人的，是那双不属于他的手传来的，从手指传到手掌，从手掌传到手腕，从手腕传到胳膊，传到肩膀，传到脖子，传到脸上，传到眼睛…眼睛湿了。
他眨了一下眼，把那点湿眨掉了。
他站起来，把铜板装回布袋子里，把布袋子塞进背包，把背包甩到肩上。这一次腰里没有响。没有响比有响还让人害怕，因为不响不代表没事，不响是响不出来了，是那扇门已经被推开过了，推到底了，推得门轴上的锈都掉光了，锈掉了以后门就松了，松了就关不严了，关不严了就一直在那里晃，晃晃悠悠的，晃晃悠悠的，像一颗快要掉了但还连着一丝肉的牙，不掉，也不在原来的地方了。
他想起小周说的鼓楼西街。
鼓楼西街在鼓楼的西边，这他知道。他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走到鼓楼，然后往西拐。西边的街道比南边的窄一些，两边的房子也矮一些，有些是砖房，有些是土坯房，土坯墙上刷着白灰，白灰掉了大半，露出里面的土坯，土坯是黄的，黄得像麦秸，像泥巴，像一个人蹲在地上和了一辈子的泥、盖了一辈子的房、盖了倒了、倒了再盖、盖到最后把自己也盖进去了的、再也出不来的、也不想出来的土。
他走得很慢，一边走一边看门牌。门牌是蓝底白字的，钉在门框上面，有的掉了螺丝，歪歪斜斜地挂着，像一面打了一半又被放下来的、放下来就不想再打上去的、打上去也飘不起来的旗。
鼓楼西街二十七号。
门是木头的，漆是绿色的，绿漆脱得一块一块的，像一头得了癞皮病的、毛掉光了的、皮肤上长满了斑的、还在喘气的、还在活着的、活得生不如死的牛。门虚掩着，里面是一个小院子，院子不大，地上铺着红砖，红砖碎了半边，碎的地方长出了青苔，青苔是绿的，绿得发黑，黑得像一块淤血，淤在皮下的、散不掉的、一碰就疼的、不碰也疼的、一直在那里的血。
王飞推开门，走进去。
院子里晒着被褥，被褥是花的，花得热闹，花得像一个不会画画的人拿了一把蘸满了颜料的刷子随便甩出来的、甩得到处都是的、收都收不回来的、收回来了也洗不掉的、洗掉了颜色还在的、颜色不在了痕迹还在的图案。
“你找谁？”
一个女人的声音从屋里传出来。
王飞转过身。屋门口站着一个女人，五十多岁的样子，头发花白，扎着一个低低的马尾，围着一条蓝底白花的围裙，围裙上沾着面粉，面粉白得像霜，像雪，像盐，像她头发上那些白的、还没染的、染了也盖不住的、长出来就白的、白了就不想再染的头发。
“请问……这里有没有一个叫丽媚的？”
女人的表情变了。变得很快，快到王飞没有看清是怎么变的，他只看到结果...她的眼睛红了。
“你是王飞？”
她说出这个名字的时候，王飞的脑子里嗡了一声。不是响，是嗡，像有一窝蜜蜂突然从某个地方飞出来，飞满了他的脑袋，嗡嗡嗡地叫，叫得他什么都听不见了，叫得他只能看见那个女人的嘴唇在动，动得很慢，像一条搁浅了的鱼在张嘴，张了合，合了张，每一次张嘴都在说，说出来的话被蜜蜂吃掉了，吃光了，吃得不剩一个字。
“我是王飞。”他说。
女人走到他面前，走了三步。三步里她的眼泪掉了下来，掉得很急，像夏天的雨，说下就下，没有一点征兆，没有一点过度，一下子就来了，来得猛烈，来得不管不顾，来得整个世界都湿了。
“丽媚她……”女人用围裙擦了擦眼睛，擦得眼眶更红了，红得像抹了胭脂，抹多了，抹得不像化妆，她到太原去了。她走的时候说，如果你来找她，让我告诉你……告诉你。”
王飞站在那里。
他的手又插进口袋里，又摸到了那两个铜板。铜板已经不烫了，凉了，凉透了，凉得像两块从冰水里捞出来的石头，石头的表面很光滑，光滑得像被打磨过的、被水冲过的、被时间洗过的、洗得什么都没有了的、连一道痕迹都没有留下的、干干净净的、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的石头。
“她有没有留……”王飞的声音断了。断得突然，像一根绷得太紧的弦，绷了很久，绷到所有人都以为它不会断了，它还是断了，断的时候发出一声很轻很轻的声响，轻到只有离得最近的人才能听见，听见了以后心会疼，疼得说不出来，疼得说了也没人信，疼得信了也没办法。
“她留了一封信。”女人说，“你等一下。”
她转身进了屋。王飞站在院子里，看着那些被褥，被褥上的花在风里晃了晃，晃得很轻，轻得像一根手指在抚摸一个人的脸，抚摸着，抚摸着，抚摸着就不动了，不动了不是因为不想动了，是因为摸到的地方是湿的，湿得手指头都黏住了，黏住了就拿不开了，拿不开就不拿了，就放在那里了，放在那个湿的地方，等到风把它吹干，等到太阳把它晒干，等到它自己干了，干了手指头就松开了，松开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女人出来了，手里拿着一个白色的信封。信封已经发黄了，边角卷起来了，像一片秋天的叶子，干了，脆了，一碰就碎了，碎成粉末，粉末被风吹走，吹到哪里是哪里，哪里都留不住，哪里都不是它该在的地方。
王飞接过信封。
信封上写着五个字……“王飞亲启”。
字是丽媚的。他认得。他记得她第一次给他写信的时候，信封上的字也是这样的，圆圆的，软软的，像一个个刚出锅的、还没定型的、一碰就变形的、变了形就回不来的汤圆。那封信他看了很多遍，看到信纸都起毛了，看到折痕的地方都断了，看到上面的字他闭上眼睛都能写出来，写得一模一样，连那些歪的、斜的、写了一半又描了一笔的、描了一笔更歪的、歪得不像字了的——他都记得。
他拿着信封，没有拆。
他走到院子的角落里，蹲下来。他蹲了很久，久到他的膝盖发出咔咔的响声，久到他的腰里的钢板硌得他生疼，久到那个女人的脚步声从院子里消失了，久到院子里的被褥被风吹落了两次，又被人捡起来重新挂上了。
他把信封翻过来，封口是粘着的，粘得很死，粘得像一个不想被人打开的、把自己的嘴巴闭得紧紧的、闭得嘴唇都发白了、发白了也不肯说一个字的、倔强的、固执的、让人心疼的人。
他把手指伸到封口下面，一点一点地撕开。
撕开的声音很小，小得像一声叹息，像一个在床上翻了一个身，翻身的时候被子发出沙沙的响动，响动过去了就安静了，安静得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像那个人还在原来的地方，像那封信还没有被拆开，像那个叫丽媚的女人还在这条街上，还在那个毛巾厂里，还在等他。
他把信纸抽出来。
信纸是普通的横格纸，是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撕的边不齐，毛糙糙的，像被什么东西咬过。纸已经发黄了，上面有一些水渍的印子，圆圆的，一个叠着一个，像一朵一朵开了又谢了、谢了又开了的、开了谢了都没人看的花。
信不长。他看得很慢。慢到每一个字都看了很久，久到那个字从他的眼睛进去，走到他的脑子，走得很慢，像一条河在旱季的时候流不动了，流不动了也要流，流到干涸了，流到河床裂开了，流到裂缝里长出了草，草也枯了，枯了就变成了一把灰，灰被风吹起来，吹到天上，天是蓝的，蓝得刺眼，蓝得让人想哭。
信上写的是……
“王飞，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找到这里。如果你找到了，说明你真的来了。我以前一直盼着你能来，盼了很久。后来不盼了。不是不想盼了，是不能盼了。我妈病了，病得很重，我要照顾她，我不能等了，你也好好的。信不用回了。你也回不到我手里了。丽媚。”
王飞把信纸叠起来，叠得很慢，叠得四四方方的，叠得每一个角都对得整整齐齐的。他叠了很多年被子，叠了很多年军装，叠了很多年他以为会一直叠下去的东西，叠到最后他发现，有些东西是叠不好的，叠好了也会散，散了就再也叠不回原来的样子了。
他把信纸装回信封里，把信封放进贴身的衣服口袋，和那两个铜板放在一起。铜板碰到了信封，发出了一声很轻的、金属的、凉的、硬的、像什么东西碎了又没碎、裂了又没裂开、裂开了还能用、用了还是裂的、裂得再也合不拢了的那种声音。
他站起来，走到屋门口。女人站在那里，眼眶还是红的，手里端着一碗水。水是温的，碗是白瓷的，碗底有一道裂纹，裂纹里渗进去了茶色，洗不掉了，永远都在那里了。
“喝口水吧。”女人说。
王飞接过碗，喝了一口。水是甜的，放了糖。糖放多了，甜得发苦，苦得像药，像药喝完了嘴里剩下的那个味道，说不出来是苦还是甜，说甜的时候是苦的，说苦的时候又有一丝丝甜，丝丝缕缕的，扯不断的，理不清的，怎么都咽不下去的，咽下去了又返上来的。
“谢谢。”他把碗还给女人。“我走了。”
“你……不去太原找她了？”女人问。
王飞摇了摇头。
不是不想找了、还在或者已经不在了的妈，有她一句“不要来找我了”里面藏着的那些说不出口的、写不下来的、连她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说的、说了也说不明白的、不明白也就这样了的事情。
他走出院子，走到街上。太阳已经很高了，照得他的影子很短，短得不像一个一米七八的人，像一个蹲在地上的、缩成一团的、不想被看见的、看见了也没人认得出来的东西。
他走到鼓楼下面，站在转盘旁边。车来车往，人来人往，每个人都走得很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每个人都走得理直气壮的，好像他们都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好像他们去了就能找到他们要找的东西，好像找到了就再也不会丢了。
他在鼓楼下面站了很久。
久到太阳从东边走到了西边，久到鼓楼上的琉璃瓦从亮变暗又从暗变亮，久到他的影子从短变长又从长变短，久到他想不起来自己是在哪一年认识的丽媚，想不起来她长什么样了，想不起来她的声音了，想不起来她笑起来的时候嘴角往哪边歪了，想不起来了，什么都想不起来了，脑子里那块预制板压得更死了，死得像什么都没发生过，像他从来没见过一个叫丽媚的女人，像他从来没收到过她的信，像他从来没在那些信里读到过一句让他高兴了一个星期、一个月、一整年的“等你回来”。
他只有那两个铜板了。
还有老梁的那句话……“帮到我传下去。”
他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走到路边，拦了一辆车。车是去太原的，一天只有一班，下午四点半发车，第二天早上到。
他买了票，上了车。车上人不多，他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来。座位是硬的，皮革破了，露出里面的海绵，海绵是黄的，黄得像发霉的馒头，像长了斑的皮肤，像泡在水里太久了的、泡得发胀的、一按一个坑、坑半天都弹不回来的木头。
他把背包抱在怀里，靠着窗户，闭上了眼睛。
车开了。车子晃晃悠悠的，晃得他想起小时候睡过的摇篮，想起了摇篮边上的妈妈，想起了妈妈的手，想起了妈妈的手上的茧子，茧子是硬的，硬得像砂纸，像磨刀石，像他把铜板攥在手里的时候掌心里那些被铜板硌出来的、红红的、疼疼的、不疼了也还在的印子。
车子越走越远，临汾越来越小。鼓楼看不见了，毛巾厂看不见了，小周看不见了，丽媚看不见了，什么都看不见了。
只有铜板还在。
在口袋里，在他贴着胸口的口袋里，温温的，热热的，像两颗还在跳动的、永远不会停的、停了他也感觉不到的、感觉不到也还在跳的、一直跳到他也会停的那一天的心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