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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外黑雨灾变史（三）(第1/2页)
2029：秩序的边界
2029年，黑雨开始成季。
撞击冬最黑、最冷的峰值已经过去，但日照仍然偏弱，气温回升也不稳定。
冬季依然会出现冻雨和降雪，夏天则很难恢复灾变前的温暖。
大规模孢子感染基本消失，缺粮、缺药、伤口感染、水源污染和武装争夺仍在造成死亡。各地开始重新安排播种、运输和人口供养，南北两套区域体系也在这一年逐渐成形。
一、黑雨成季
3月下旬，2029年的第一场黑雨落下。
与前两年的黑雨相比，这一年的雨水中，孢子和泥沙有所减少，成分以酸性物质和灰尘为主。此后，黑雨逐渐表现出季节性，春秋两季降雨较重的格局也从这一年开始成形。
人们重新按照雨季安排播种、收粮和晾晒，却发现灾变前的月份已经不能完全作为依据。气温回升的时间不稳定，日照长度和强度也与过去不同。
即使仍然使用旧历法，也很难据此准确判断什么时候适合下地，什么时候应该收粮。
聚居点开始积累新的经验。
有些地方根据降雨记录调整耕作时间，有些地方只能依照当年实际天气决定何时播种。黑雨来临时减少外出，不把粮食和种子敞口放在外面，也逐渐成为各地共同遵守的常识。
这一年仍处于灾变后的高酸阶段，尚未进入2030年以后逐渐下降的时期。
黑雨依然会损害露天作物，污染暴露在外的储粮，也会增加饮水处理的难度。
对于缺少防护设施的聚居点而言，一场黑雨仍然可能造成实际损失。
个别地方仍有人担心孢子残留在低洼淤泥之中，不愿进入长期积水的建筑，也不会轻易把回收来的旧物带进居住区。
肺炎、伤口感染和破伤风仍然常见于营地和港口。长期营养不良会使身体更难抵抗疾病，医疗人员和药品又集中在少数有组织的据点，其他地方的人一旦病重，往往没有足够的治疗条件。
二、最后的存粮
经过连续两年的歉收，农村原有的存粮在这一年前后普遍见底。
有些村庄早已吃光留种粮。还有一些地方把受潮、霉坏或者原本准备作为饲料的粮食重新翻出来食用。靠存粮自守的村子，逐渐走到了尽头。
有的并入附近具有组织能力的据点，将劳动力、剩余物资和土地交由新的管理体系安排；有的因为人口流失、粮食耗尽或无法抵御武装抢掠而逐渐散掉。
春播因此成为这一年各地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北方主要依靠跨地区调运种子和劳动力，南方则依靠渝都联防节点所掌握的农地与库存种子。
与前两年相比，一些地方重新具备了组织播种的能力。土地有人耕种，种子有人分配，收获后也开始考虑如何存放和运输。
但黑雨和低温仍然会损害露天作物，日照不足也影响农作物生长。
能保住口粮的地方，往往同时拥有一定的煤炭、电力、净水能力和武装保护。
没有这些条件，即使地里种出了粮食，也未必能够顺利收获。
夏秋两季，黑雨按季节反复到来。一些据点开始尝试用石灰中和耕地、通过绿肥轮作改善土壤条件。效果有限，却比完全撂荒更有希望。
种子来源同样不稳定。
各地使用的多是灾变前库存与灾后抢收保留下来的混杂种子，难以形成稳定的品种体系。北方试种与南方节点农地，都远没有恢复到灾变前的产量。
秋收结束后，多数地方仍然需要依靠库存和跨地区调运弥补缺口。能够依靠本地粮食完全养活人口的聚居点很少。更多地方只是重新获得了一部分生产能力，仍需从外部得到种子、口粮或其他物资，才能维持下一年的生活。
三、人口向据点集中
2029年，幸存者继续向有组织的据点集中。
北方的安全区、渝都联防沿江节点，以及铜江中游新建立的营地，逐渐成为人口迁移的主要方向。
这些地方有固定的物资分配和相对明确的管理、防卫安排。接收人数取决于库存、可耕种土地、劳动力缺口和守卫能力。
中部平原继续空了下去，逐渐成为南北之间一片人口稀少的长距离地带。旧国道上仍能看到被遗弃的车辆、空村，常住人口很少。
道路并非处处都被彻底毁坏，但沿线缺少稳定的供水、粮食和安全保障，已经很难支撑大规模的人口停留。
2029年春，钢铁城的车队清理了池壁沿线设卡拦车的武装。没有卷入设卡的人员也随枪声逃散，那一带随后又经历了几轮饥荒。
昌仪一带的人口外迁也延续着前一年冬天的趋势。有人向西前往渝都，有人向北前往镜门和襄城，试图找到更能维持生存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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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依靠家庭、村庄和地方资源维持的生活，越来越多地被纳入有组织的供给体系。人们需要贡献劳动，接受登记和分配，才能获得比较稳定的口粮与住所。
儿童、老人、孕产妇和慢性病患者的高死亡率也从前两年延续下来。营养不良、普通感染和医疗资源不足，仍然使这些群体处于最危险的位置。
新生儿很少，孕产妇也缺少稳定照护。老人和重病患更容易在供养名单收缩时被排除出去，人口无法维持自然增长（也无法摆脱恶性循环）。
到了2029年，对于掌握有限资源的聚居点而言，16-55岁的人口占绝大多数。
四、南北体系开始成形
2029年，北方已经出现跨地区的协调机构。
它还没有统一的正式名称，但在种子、粮食、矿产、劳动力和运输调度方面，北方高地至保州一带的部分地区已经能够使用相对固定的办法进行协作。
有地区开始调动兵力，采取军事行动兼并其他区域。正式名称尚未统一之前，南方及外围地区仍习惯将这片区域称为“北方重建带”。
2029年，北方与渝都开始进行北线贸易。
双方并没有恢复灾变前那种稳定、连续的运输方式，货物需要在中间地带分段换运，再由各自能够控制的人员和车辆继续运输。这种贸易规模有限，风险却很高。
贸易之外，矛盾也没有消失。
北方某势力与渝都曾因矿产等资源发生冲突。各地都有需要优先满足的供养对象，也都试图保住能够维持自身运转的资源。
嘉余在这一年通过外来侦察人员得知，北方高地（或称为太行）一带另有一套由旧官方人员建立的管理体系，其辖区已经过整合与划分。
但对嘉余而言，北方的情况仍然十分遥远。
五、渝都联防与沿江节点
2029年，渝都联防开始将铜江沿线尚能运转的聚居点逐个纳入评级和供给序列。人口、仓储、生产和承担的运输任务会影响补给档次，码头与电台也按序列接受核验。
大型独立据点已经很少，小型聚居点仍有自己的管理者。阻断道路或航道的武装可能遭到清理，联防控制范围之外仍有大量村镇和空白地带。
嘉余就是在这一年被纳入这种体系的。
六、嘉余营
2029年1月1日，嘉余冷库营地正式定名为嘉余营。
冷库承担堡垒和主仓的作用，周围厂房用于修械、发电和安置。营地按花名册安排岗位，用贡献点记录出工和口粮分配，电力、医疗和防守也有了固定人员。
新城区和老城区人员陆续并入后，嘉余营增至二百多人。
新人按劳动力和技能安排岗位，电力、通信和医疗人员优先获得口粮。嘉余保留了随初始队伍迁来的老弱病残，粮食不足后停止接收新的非劳力人口。
七、常湘与东墙袭击
9月25日，嘉余东墙遇袭，死五人、伤四人，赵大虎腹部中枪。10月23日，东墙再次遭到袭击，梁章肋骨中弹。
这两次袭击都与常湘方向的局势有关。
常湘残军此前占据粮库，依靠控制物资收编流民。随着库存消耗、粮食短缺，他们开始向北抢掠。
经过交涉，嘉余与常湘谈成了一项交换。这项交换让双方有了暂时维持联系的基础，却没有彻底消除摩擦。
10月28日，嘉余以A类聚居点身份挂入铜江中游正式中转点序列，补给按C档执行。联络组和驻点人员随后进入营地。
八、桐岭的最后一场病
2029年11月至12月，桐岭爆发志贺氏菌疫情。
危险来自水源污染和聚居环境中的疾病传播。当时许多地方的净水能力仍然有限，药品也无法稳定补充，一旦病例增多，现有的隔离和救治条件很容易被迅速压垮。
桐岭随后实施封控。
封控期间，实际死亡人数超过了最终上报的数字。等到封控结束时，人口再次减少九成以上。
随着人口和组织能力几乎全部丧失，它已经很难再作为正常运转的聚居点承担原先的职责。桐岭最后被降为D档保留。
九、2029年年底
到2029年年底，南北两大体系的轮廓已经基本固定。
跨地区运输仍受断路、车辆损坏和燃料不足限制，南北之间没有长期通行保障。江口方向的航道、港务和查验权，成为双方下一步交涉的焦点。
北方的调运体系、渝都联防的沿江节点、尚未稳定的南北贸易，以及刚刚挂入序列的嘉余营，都将在此后的几年里继续改变彼此的关系。
至于这些新的规则能把人带向哪里，当时还没有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