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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49章暗流涌动的军国主义分子2(第1/2页)
仓库里有人吸了一口气。
佐久间曹长转过头来看了他一眼，目光显得十分冰冷。
高桥没有立刻回答。
他把笔拿起来，在地图上敲了敲那个补给站的红圈。
“改变什么？”
高桥重复了一遍，
“改变的是，让联军知道我们还在。
让全日本的人知道，还有人在反抗。
让那些投了降、当了顺民的软骨头看看——大和民族没有死绝。”
吉田看着他的眼睛，脑子里浮现的是母亲捧着那碗炼乳兑水时掉眼泪的样子。
他想说一句：
母亲没有当顺民。母亲只是太累了，太饿了，太想活下去了。
但他没有说出来。
他知道这话说了，高桥会怎么看他，这群人会怎么看他的。
“你被俘过，”
高桥的声音慢下来了，带着一层压着的、没有爆发的冷意，
“你听过他们的课，你看到他们做了什么。你觉得他们好，对吧？”
吉田没有否认，也没有承认。
他只是低着头，看着桌面上的地图。
地图上那条从人吉通往八代的公路，细得跟一根线一样。
公路旁边有几个红圈，是补给站、自治委员会主任的家、浮桥。
每一个红圈都是一件事，做了就回不了头的事。
高桥把铅笔搁下，往椅背上一靠，看着吉田。他的声音不再冷了，换了一种语气，像在跟一个不懂事的孩子讲道理：
“吉田，你年轻。你在朝鲜吃了苦，回来之后看到联军给点米、给点药，心就软了。
这很正常。
但你想想——他们给的东西是从哪里来的？是从朝鲜抢的，从满洲抢的。
他们把日本的东西抢走了，然后再分一点回来，让你觉得他们是好人。
这叫什么？
这叫收买。
你娘吃了他们一袋米，但她忘了她儿子是从哪里回来的。
她儿子是从他们的战俘营里回来的。”
吉田抬起头来。
他想说他母亲没有忘。
他母亲每天晚上都会在佛龛前面坐一会儿，那里供着他父亲的牌位和他哥哥的遗物。
他哥哥死在华北，连骨头都没回来。
他母亲没有忘。但他也没有说出来。
高桥见他不说话，把笔重新拿起来，在地图上又画了一个圈。
圈的位置在八代港北边的一个小岬角上，那里有一座废弃的灯塔。
“补给站的事定在十六号夜里。
吉田，你负责画一张哨兵换岗的路线图。
你跟联军的人打过交道，你知道他们的习惯。
画好之后交给佐久间。”
吉田沉默了很久。仓库里的煤油灯烧得噼啪响，灯芯上冒出一缕黑烟，在低矮的天花板下面慢慢散开。
其他几个人都在看着他。
他感觉到那些目光落在自己身上，吉田他终于点了点头。
很轻的一下，但高桥看到了。
“好，那就这样吧。”
高桥把笔放下，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
“散会。十六号之前不要碰头。
各自准备好自己那一份工作，诸君，为了帝国！半载！。”
人们陆续站起来，从仓库后门走出去。
吉田走在最后面。他走出门口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长桌上那张地形图还铺着，红圈和线条在昏黄的灯光里像某种不可逆转的判决。他转回头，走进夜色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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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面下着小雨，山路泥泞，脚踩下去拔出来都带着泥。
他走了很远，走到山脊上，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
人吉盆地在雨雾里只有几点模糊的灯火，那是镇上自治委员会的办公室，还亮着。
再远处，八代方向，地平线上有一片浅浅的白色光晕，是联军的补给站，整夜不熄灯。
他站在山脊上，雨打在脸上。
他忽然想起母亲那天晚上说的话——“我活了一辈子，没见过当兵的给老百姓送粮食的。”
吉田闭上眼，雨从额角滑下来，流到嘴角，他尝了一口，咸咸的。
吉田站了很久。
然后他转过身，继续往山下走。山下的路分了两条——一条通往八代，一条通往人吉。
他在岔路口停了一下，然后选了右边那条，往人吉方向去了。
他口袋里揣着一截短铅笔和一张折好的纸，纸上是空的，什么都还没有画。
...................
九州。
人吉盆地。
当地日共干部办公驻地。
德共的组织架构从一九一八年开始成型，到一九三零年代已经打磨了将近二十年。
它的核心是三层——最底层是群众组织，工会、农会、青年团、妇女会，把普通人按职业和身份组织起来，让每个人都有归属感。
中间层是党支部，每个城镇、每个村庄、每个工厂都有支部，支部负责把群众组织串联起来，形成网络。
最上层是地方自治委员会，由党支部推举代表组成，负责行政、司法、经济调度和对外联络。
三层之间是双向通道——上面的政策往下传，下面的意见往上传。
韦格纳在柏林说过一句话：
“党不是机关，党是血管。”
这套架构在欧陆各国解放前就已经开始施行。
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每一个国家在红军推进的同时，德共就会联合着当地的干部就跟在后面，把当地的进步力量组织起来，按同样的框架搭建政权。
等到战争结束，这些国家几乎无缝衔接地进入了社会主义治理体系。
没有人从头摸索，没有人摸着石头过河。
德共已经把石头都摸过了，把路标都插好了。
但日本不一样。日共的同志拿到德共的组织手册之后，开了整整三天的会。
他们发现直接移植是行不通的。
日本的社会结构和欧洲完全不同——欧洲有成熟的工人阶级，有工会传统，有市政自治的经验。
日本没有。
日本的农民被地主和军部捆在一起，日本的工人被“产业报国”和“大政翼赞会”裹挟了十几年，日本的村庄是封闭的、沉默的、互相监视的。
你跟他讲阶级斗争，他先问你天皇怎么办。
你跟他讲工会权利，他先问你町内会同意了吗。
于是日共做了修改。第一，把群众组织的名称改了——不叫工会和农会，叫“产业复兴会”和“乡土建设会”。
名字软化了，但内核不变。
加入的人不觉得自己在加入一个“党”，而是在加入一个让粮食增产、让村子重新活起来的互助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