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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12章炉边夜话(第1/2页)
柏林，潘科区，中央干部培训学院，学员宿舍楼，1941年1月底。
宿舍楼是一栋四层灰砖楼，战前是柏林大学的学生宿舍，革命后改成了学员宿舍。
每层有个公共休息室，里头摆着几张沙发、一张长桌、暖气烧的屋里暖烘烘的，跟外头的雪天两个世界。
晚上八点多，休息室里坐了七八个人。
东大学员马文瑞——就是之前在绥德县义合区当组织干事、被贝克尔在干部训练班夸过“表格画得好”的那个——正捧着一本德文教材啃，旁边坐着朝鲜学员金成浩，拿着铅笔在纸上画什么。
德国学员汉斯·迈尔——柏林市委政策研究室的年轻干部，准备下个月派去美国做接收工作——坐在炉子边上烤火，手里端着一杯茶。
马文瑞把教材合上，叹了口气：
“这个‘所有制’和‘分配方式’的关系，我看了一晚上，还是有点绕。”
迈尔把茶杯放下：
“哪儿绕？”
“你看啊——教材上说，所有制决定分配方式。
可我们东大那边，土改之后土地是集体所有，但分配上还有按劳分配和按人口分配两种。
按人口分，是因为有些农户劳力少、人口多，光按劳分配吃不饱。
这算不算‘所有制和分配方式不一致’？”
迈尔想了想。
“不算不一致。所有制决定分配方式的大框架，但具体怎么分，得看实际情况。
德国这边搞合作社，也是按劳分配为主，但遇到灾年或者特殊情况，会从公积金里拿一部分出来按人口补贴。
这叫‘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
金成浩在旁边插话：
“我们朝鲜也一样。土地改革之后，合作社的分配方式各村不一样——平原地区按劳分配为主，山区因为地少人多，按人口分配的比例高一些。
上级没有一刀切，让各村自己定。”
马文瑞点了点头，在笔记本上记了两笔。
“那你们德国这边——合作社的公积金留多少？
我们那边有的村留多了，社员有意见；留少了，遇到灾年又不够用。”
迈尔从桌上拿起一张纸，画了个圈。
“德国这边一般是留百分之十到十五。公积金用于扩大再生产、救灾、公益事业。
留多少由社员大会定，但有个上下限——最低百分之八，最高百分之二十。
低于百分之八，合作社没有积累；高于百分之二十，社员当年收入受影响。
上下限是死的，中间怎么定，社员自己商量。”
马文瑞把这条记下来，在旁边画了个圈，写上“东大参考”。
金成浩把手里画的东西推过来：
“马同志，你看这个——我刚才画的，我们朝鲜的合作社组织结构图。
最上面是社员大会，下面是管理委员会，再下面是几个小组——生产组、副业组、水利组、识字组。
你们东大的合作社是不是也这样？”
马文瑞看了看，拿铅笔在“识字组”旁边加了个“卫生组”。
“我们那边合作社还管卫生——每个社有个接生员，乡卫生所培训过的。
平时管用水卫生、管打疫苗、管传染病报告。你们朝鲜有没有？”
“有。但我们叫‘保健员’，不叫‘卫生组’。职能差不多。”
迈尔在旁边听着，忽然笑了。
“你们俩说的这些——合作社管识字、管卫生、管水利——在德国这边叫‘合作社的公共服务职能’。
教材上专门有一章讲这个。德国1920年代搞合作社的时候，一开始只管生产，后来发现不行——社员们有的记不了账；社员生病了，生产就停了。
所以合作社慢慢把教育、卫生、水利这些事都揽过来了。
这叫‘生产合作社向综合合作社过渡’。”
马文瑞把教材翻到那一章，看了两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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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就是这个。
我们东大那边也是这么走的——先搞生产合作社，只管种地；
后来发现不行，得管识字、管卫生、管修渠。
贺家湾的合作社就是这么干的，贝克尔同志帮着总结的。”
迈尔听到“贝克尔”三个字，来了兴趣。
“贝克尔——是不是在你们陕北蹲点的那个德国同志？”
“对。他在贺家湾蹲了快两年了，跟我们一起修渠、办识字班、搞合作社记工分。
他那个笔记本上记的全是贺家湾的账——谁家几口人、几亩地、出多少工、分多少粮，一笔一笔记得清清楚楚。”
迈尔点了点头。
“贝克尔的报告我在组织部看过。
韦格纳同志批了，让把他的经验印成小册子发全边区。
我下个月去美国，行李里就带了两本——准备到了美国之后给美共的同志看。”
马文瑞眼睛一亮：
“你带了两本？能不能给我看看？我走的时候没带全，只带了上半册。”
迈尔从书包里摸出一本油印小册子，递给马文瑞。
封面上写着《贺家湾合作社组织经验》，底下印着“边区教育厅编印”。马文瑞翻开来，指着其中一页：
“你看这段——‘记工分要按劳力强弱分等，强劳力十分，弱劳力七分，妇女按半天算四分’——这是我们绥德那边的做法。
贝克尔把它写进去了，还加了个注，说‘德国合作社早期也搞过类似的分等办法，但后来发现妇女半天算四分偏低，改成了半天算五分’。
这个注是他后来加的，我走的时候还没有。”
迈尔拿过来看了看。
“贝克尔这个人——蹲得住。
他在贺家湾一蹲两年，把你们那边的做法摸透了，又拿德国的经验对照着看。
这种蹲点调查的法子，比坐在柏林看报表强多了。”
金成浩把话题接过去：
“说到蹲点——我们朝鲜那边也有类似的办法。日共在朝鲜搞土改的时候，派干部到每个村蹲点，跟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蹲一个月，把村里的情况摸清楚了再定土改方案。
这个法子是从东大那边学来的，东大又从德国这边学的——绕了一圈，又回到东大。”
马文瑞笑了：
“绕了一圈，越绕越明白。
贝克尔在贺家湾蹲点，瓦格纳在晋南蹲点，你们朝鲜在村里蹲点，迈尔要去美国蹲点——大家都在蹲，蹲的地方不一样，法子差不多。”
迈尔喝了口茶。
“还有一件事——你们东大的‘小先生制’，我在柏林听都没听过。
贝克尔在报告里写了一小段，说‘娃娃教娃娃，一个带一个，教员定期检查’。
这个法子德国没有——德国人口少，教员够用，不需要娃娃教娃娃。
但美国那边——美共控制区人口多、教员少，这个法子可能用得上。
我下个月去美国，准备把这条也带上。”
马文瑞翻开笔记本，找到“小先生制”那一页，撕下来递给迈尔。
“这是我在边区干部训练班上课的时候记的——贝克尔讲小先生制，我记了满满一页。
你拿去，翻译一下给美共的同志看。”
迈尔接过来，折好夹进笔记本里。
“谢了。我到了美国，要是美共用上了，回头给你写信。”
金成浩在旁边忽然问了一句：
“你们说——咱们这些人在柏林学半年，回去之后最用得着的是什么？”
马文瑞想了想。
“我最用得着的是‘算账’。
贝克尔在贺家湾教我们记工分、算公粮、做台账——这些账我以前也会算，但没算那么细。
在柏林学了‘成本核算’和‘经济计划’，回头再看贺家湾的账，能看出更多问题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