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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13章 炉边夜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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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13章 炉边夜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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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13章炉边夜话2(第1/2页)
    迈尔说:
    “我最用得着的是‘蹲点’。柏林市委的干部以前习惯坐在办公室看报表,后来韦格纳同志让大家下去蹲点,蹲一个月再回来写报告。
    我在潘科区蹲了两个月,把区里每个合作社都跑了一遍,回来写的报告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以前写‘合作社运行良好’,蹲完了写‘第三合作社的公积金留了百分之二十二,超过上限了,社员有意见,正在整改’。
    蹲和不蹲,写出来的东西是两个样。”
    金成浩说:
    “我最用得着的是‘组织图’。我们朝鲜的合作社组织得乱——社员大会开不起来,管理委员会几个人说了算,生产组和副业组互相扯皮。
    我在柏林学了‘民主管理’这一套,回去把组织图重新画一遍,该开的会开起来,该选的举选起来,该分的工分清楚。
    架子搭好了,事情就好办了。”
    炉子里的煤烧得噼啪响,外头走廊里传来脚步声和说话声——大概是别的学员散课回来了。
    迈尔把茶杯里最后一口茶喝完,站起来。
    “明天还有课,韦伯讲‘战后接收工作的步骤’。你们谁去听?”
    “我去。”
    马文瑞把笔记本收进书包,
    “瓦格纳同志说那堂课讲的是‘接收一个城市的七个步骤’,我正想听。”
    “我也去。”
    金成浩站起来,把画的组织图折好揣进兜里。
    三个人出了休息室,往各自的房间走。
    走廊里的灯不亮,昏黄昏黄的,墙上挂着几幅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理论联系实际”。
    迈尔走到自己房间门口,回头说了一句:
    “马同志,金同志——明天听完课,晚上还在这儿聊。我泡茶。”
    “行。我带两包东大的茶叶。”
    “我带朝鲜的松子糖。”
    迈尔笑了。
    “我带德国的黑面包。咱们换着吃。”
    柏林,潘科区,中央干部培训学院,教员休息室,同一天晚上。
    学员宿舍楼那头年轻人围炉聊得热乎,这头的教员休息室里也生着炉子,只是烟抽得更凶,茶泡得更浓。
    赫尔曼·韦伯坐在靠窗的旧沙发上,膝盖上摊着一叠学员作业,手里攥着半截红铅笔,一边看一边在页边画杠。
    埃里希·瓦格纳从东大回来述职,顺道来学院看老同事,坐在他对面,端着一杯黑咖啡。
    还有一位是学院教务处的老教员,叫克鲁格,五十多岁,原来在莱比锡当过工人夜校校长,专管教法。
    “这一批学员比上一批强。”
    韦伯把作业翻了一页,红铅笔在页边画了个勾,
    “东大那个马文瑞,写的合作社成本核算分析,把贺家湾的账和德国1923年鲁尔区合作社的账对照着看,找出了三条可以互相借鉴的地方。
    这条——‘公积金上下限按当地收成情况弹性调整’——是他自己想出来的,贝克尔在贺家湾没讲过。”
    瓦格纳凑过去看了一眼。
    “马文瑞是绥德县义合区的组织干事,贝克尔在边区干部训练班教过他。
    这人脑子活,蹲点也肯蹲。
    我来之前跟贝克尔通过电话,贝克尔说马文瑞回去之后在义合区搞了个试点,把合作社的工分标准从‘按户分等’改成了‘按人分等’,效果不错。”
    克鲁格在旁边插话:
    “按人分等——这个改动不小。
    东大那边原来按户分,是因为一家一户劳动力有多有少,按户分能照顾劳力少的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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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成按人分,劳力多的户就占便宜了。
    马文瑞怎么解决这个矛盾?”
    “他搞了个‘基本口粮加劳动工分’——基本口粮按人头分,保证每家有饭吃;剩下的按劳动工分分,多劳多得。
    这样劳力少的户能吃饱,劳力多的户能多分。
    贝克尔在报告里专门写了这一段,说‘东大同志在实践中解决了我们教材上没有的问题’。”
    韦伯把红铅笔搁下,靠在沙发上。
    “这就是我最看重的——学员不是来背教材的,是来互相学、互相启发的。
    德国这套经验搁在德国管用,搁在东大不一定管用;
    东大的办法搁在东大管用,搬到德国来也可能水土不服。
    学员们在课堂上吵、在宿舍里辩,吵完了辩完了,把各家的经验掺在一起,才能搞出真正管用的东西来。”
    瓦格纳点了点头。
    “我在晋南蹲点的时候,一开始拿德国那套合作社章程硬套,套了两个月套不下去。
    后来跟当地干部商量,按晋南的实际情况改了几条——公积金上限调低了,因为晋南刚解放,老百姓手里没底,多留公积金他们有意见;
    工分标准加了‘农忙季节上浮两成’,因为晋南农忙的时候劳力紧,不上浮没人愿意出工。
    改完了再试,试通了。”
    克鲁格从桌上拿起一份学员名单翻了翻。
    “这一批八十七个学员,来自十六个国家。再过半年,这八十七个人回到各自的国家,每个人带回去一套经过‘柏林加工’的经验。
    东大的带回去合作社组织法,朝鲜的带回去民主管理章程,美国的带回去接收工作步骤,拉美的带回去土地改革方案——八十七个人撒出去,就是八十七颗种子。”
    韦伯把学员作业收拢,搁在茶几上。
    “种子是种子,可种子撒下去能不能长,得看土壤。
    东大那边土壤好——群众基础厚,干部肯蹲点。
    美国那边土壤硬——刚打完仗,旧势力还在,老百姓对共产党还有些不了解。
    拉美那边土壤更硬——大地主、教会、军阀,三座山压着。
    种子撒下去,得有人浇水、施肥、拔草。”
    瓦格纳把咖啡喝完,搁下杯子。
    “说到浇水施肥——贝克尔的报告里提了一条,我觉得很关键。
    他说‘外国同志去了,不能光教,还得带徒弟。
    带出一个徒弟来,比自己干十件事都值’。
    他在贺家湾蹲了两年,教出了贺老栓、马文瑞这些人,他走了之后贺家湾的事照样转。
    要是他只顾自己干,干完了走了,贺家湾的事就停了。”
    克鲁格在笔记本上记了一笔。
    “这条要写进教材——‘带徒弟’的原则。东大那边叫‘传帮带’,德国这边叫‘师徒制’,意思一样。
    下一批学员的实习课,要加上‘带徒弟’的考核——每个学员在实习期间至少要带出一个当地干部来,带不出来不算及格。”
    韦伯笑了一声。
    “克鲁格,你这个考核标准定得狠。带徒弟比讲课难——讲课是你讲他听,带徒弟是你干他看、他干你看、你再纠正。
    没点耐心的人干不了。”
    “所以才要定这个标准。”
    克鲁格把笔记本合上,
    “咱们培养的是政工干部,不是教书先生。
    政工干部到了地方上,第一件事就是找积极分子、带徒弟、搭架子。
    这个本事学不会,别的学得再好也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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